外交策略

「四方安全對話」的進展與限度

2024-10-01
李岩(Li Yan)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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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導人峰會在美國特拉華州的拜登私人住宅舉行。這是該機制第四次、也是拜登政府任內最後一次峰會。作為美國近年來編織同盟新網絡以遏制中國的重要一環,“四方安全對話”迄今取得了些許進展,也從根本上面臨著不可避免的制約因素。

從進展看,“四方安全對話”在拜登政府任內實現了初步機制化,成為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乃至全球同盟網絡的重要部分。“四方安全對話”的雛形始於2007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相關提議,後在特朗普政府訴諸所謂對華“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受到美國重視,成為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撐。拜登政府執政後,更加重視通過同盟遏華,並在2021年將“四方安全對話”提升為最高領導人層級。與此同時,四國在外交、軍事層面的互動也逐步機制化。在近日舉行的第四次會晤中,針對“四方安全對話”能否撐過美國大選的記者提問,拜登聲稱,無論投票結果如何,“四方安全對話”都將繼續下去。印度總理莫迪對此予以重申,確定印度將於明年主辦下次峰會。

隨着機制化的推進,“四方安全對話”業已成為美國在亞太雙邊同盟關係之外的主要同盟網,與初步制度化的美日韓三邊對話、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機制(AUKUS)、新近啟動的美澳日菲合作(美國防部官員稱之為SQUAD,即“小集團”),共同構成美國亞太戰略布局的核心支撐。從美國在全球層面搞同盟建設的既有進程看,“四方安全對話”作為唯一跨越太平洋、印度洋兩大區域的小多邊架構,其機制化發展為美國實施“離岸平衡”打壓對手的慣有套路奠定了制度保障。加之“四方安全對話”已經得到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屆政府的重視,未來繼續沿着機制化建設的方向推進,將是大概率事件。

“四方安全對話”的另一重要進展體現在利用諸多新安全議題實現四國各自利益方面。“四方安全對話”從其肇始就具有明顯的安全色彩和“小圈子”意圖,在中美戰略博弈全面影響地區形勢的新背景之下,四國近年來不僅重視通過該機制的傳統軍事安全合作,更顯著加大了對新興安全議題的關注。該機制2021年的第一次峰會關注處理氣候危機、新興科技和網絡空間合作,提出建立“重大和新興技術工作組”,在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技術等議題上相互合作;2022年峰會關注“印太”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非法捕魚”等議題;2023年峰會關注數字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提出“針對海底電纜連接和韌性的四方合作”。從美國角度看,這種聚焦新安全議題的套路有助於其包裝“四方安全對話”的合作性,淡化該機制搞“小圈子”、對華遏壓這一本質上的對抗性。從四國角度看,在上述新議題上的合作,則可進一步推動彼此多領域的廣泛融合和戰略步調一致。

“四方安全對話”面臨的天然限制仍然根深蒂固。由於四國利益和立場難以完全一致,此次特拉華峰會的聯合聲明雖然長篇大論,但僅能以溫和措辭囊括四國在各自核心戰略問題上的立場。面對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等當前全球熱點,四國立場差異更大。美國國內多個政治力量激烈反對日本制鐵收購美國鋼鐵廠的事件,美印圍繞烏克蘭危機的戰略分歧逐步凸現,都給這次峰會及其未來前景蒙上陰影。

在更為關鍵的對華問題上,“四方安全對話”雖然盡量維持一致性,但四國對華政策重點和需求顯然難以同步。目前,四國的對華心態都在出現不同程度的階段性“調試”。拜登在峰會中“忘記關麥克風”的插曲受到媒體廣泛報道,其中折射的美國對華政策兩面性引起關注。同時,四國都處於新的國內政治周期,美國大選結果更是難料。各方都在提前布局應對潛在的不確定性,能否持續呼應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這一“大局”,變數更大。四國出於主要戰略關切而形成“四方安全對話”的“小圈子”,這是結“盟”收益的體現,但也給維繫四方的複雜互動帶來挑戰。不斷面臨利益差異和立場分野的干擾,將是“同盟”管理的結構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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