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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美都有人士認為兩國關係已然進入“垃圾時間”，即雙方無法採取有效舉措改善中美關係。但這樣的描述是不準確的。“垃圾時間”常用於體育賽事，指比賽接近結束時，由於一方已經取得對手無法超越的領先優勢，比賽結果基本已經確定，因此這段時間對比賽勝負不再有實質影響。
用這樣的詞形容中美關係，會帶來一定的誤解。中美關係極其複雜，並非體育賽事，且雙方也並未進入毫無意義的“垃圾時間”。如果將這個詞用於中美關係，即便原意是認為已經很難做什麼來徹底改變中美關係，也會讓人誤以為它是指雙方實力差距過大而不用做任何事情。持有這種邏輯和說法過於消極。例如，從短期看，有人認為美國大選尚未塵埃落定，在新總統沒有宣誓就職之前，各方似乎都在觀望，中美關係可能仍將處於當前的相對穩定期，想要取得積極改變卻充滿挑戰。從長期看，有的認為儘管兩國關係出現趨穩跡象，但由於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長期趨勢難以改變，中美關係將進入較長時間的困難時期，能做的事情所剩無幾。
近期，筆者前往華盛頓走訪調研了一些智庫，通過與美國學者交談，意識到在美國對華實施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在此大框架下仍存在一些活動空間。因此，中美都不應當將這段時間以及未來更長一段時間視為“垃圾時間”，雙方都應當有所作為，努力擴展中美關係中的積極一面，爭取不那麼糟糕的走向和結局，避免落入“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前，華盛頓學界和戰略界似乎正掀起新的對華政策辯論。但這場辯論的深度和廣度均不及2014、2015年的對華戰略大辯論，而更像是美國政府換屆期間，各方人士希望用各自思考影響下一屆政府，嘗試在戰略競爭的框架下進一步“校準”美國對華政策。
辯論比較集中的是有關對華戰略競爭的“終局”（endgame）問題，也就是美國到底想要什麼。一部分人支持以傑克·沙利文、庫爾特·坎貝爾等拜登政府官員所主張的“管理”（manage）對華戰略競爭，另一部分人則對此提出批評，認為管理只是過程和手段，不是對華競爭應當追求的結果，“贏得”（winning）競爭才應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終局”。然而，針對究竟什麼樣的狀態才算贏得對華競爭，美國戰略界也莫衷一是，有人認為贏就意味着讓中國無法將自身意志強加於美國及其盟友、夥伴，有人認為贏意味着中國必須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甚至還有的人認為贏就意味着中國自身必須做出改變。
從這場辯論不難看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很可能在美國大選結束後步入新階段。如果說2014、2015年美國戰略界只是思考對華接觸失敗之後應當採取何種對華戰略，當前他們則在思考對華戰略競爭究竟要實現何種目標，以及美國需要為之付出何種代價。由此觀之，當前美國戰略界尚未就對華政策達成共識，持不同觀點者正在“對華戰略競爭”的大框架下展開辯論。這意味着中美互動仍有能力在細節上塑造未來美國對華政策走向。
在美國大選期間以及過渡期內，中美仍有一系列事項可以推進，以延續當前穩定態勢，包括開展高層會晤、工作層溝通以及在禁毒、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等領域推動務實進展。但需要注意的是，當前美國國內仍可能熱炒“中國干預選舉”，或混淆正常的人文交流與所謂的“影響力行動”（influence operation），這不利於美國民眾樹立正確的對華認知，也不利於築牢兩國交往的民間基礎。
明年1月美國新總統宣誓就職後，中美關係將迎來關鍵一年。雖然新總統就職後的更多精力將放在組建團隊以及處理國內事務上，但如何儘快實現兩國各層面的接觸與溝通極為重要。
如果哈里斯勝選，由於其相比拜登缺少對外政策經驗，其政策傾向將來源於擔任副總統期間參與外交事務的經歷，其外交政策團隊也可能部分啟用拜登政府的原班人馬。這意味着哈里斯至少在執政前一兩年將大體延續拜登的政策方向，而隨着執政時間增加，哈里斯還可能受到民主黨左翼的影響而略微體現所謂的“孤立主義”傾向。
在對華議題上，哈里斯可能會更多傾聽當前戰略界辯論中關於“管理”對華競爭的聲音。在哈里斯任內，美國政府會繼續聯合盟友和夥伴共同對華競爭，繼續在技術領域對華施壓，人權問題可能會成為新的焦點。但同時，哈里斯也會清晰表達與中國開展有序競爭、謀求和平共存的願景。在這種情境下，中美雙方的博弈焦點將是如何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管理雙邊關係。
如果特朗普勝選，加之參議院很可能被共和黨主導，特朗普在人事任命方面將更加隨心所欲，當前要求“贏得”對華戰略競爭的一派很可能成為下一屆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聲音。有意思的是，與民主黨左翼所追求的“孤立主義”類似，特朗普在對外政策上也將體現出一定的戰略收縮，只不過特朗普團隊奉行的是看似更為強硬的“以實力求和平”，並希望通過快速結束烏克蘭危機以將過於分散的資源聚焦“印太”地區，制衡中國發展。
對中國而言，特朗普很可能不是2017年時的特朗普，而是2020年時的特朗普，中美關係將承受全面衝擊。尤其在經貿領域，即便特朗普揚言的對華加征60%關稅難以全面落實，他也仍將試圖通過關稅戰的方式讓中國屈服，並繼續推動在關鍵技術和供應鏈領域減少對華依賴。更糟糕的是，由於特朗普對兩國政府間的各項對話渠道不感興趣，現有部分對話機制可能在特朗普任內停擺。在這種情境下，中美雙方可能非常趨近於“零和博弈”，由於美國將贏得競爭作為首要目標，雙邊合作的氧氣幾乎耗盡。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的議題實際上並不僅限於雙邊關係，有不少人還提出了對美國內外政策的反思，比如在中國影響力日益擴展的時候，美國是否應當更多關注自身內部的治理問題？美國對外政策究竟是要干預主義多一點，還是採取適當的收縮主義？這些思考和辯論的結果也將最終折射在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上，而在這些不同的聲音中，如果中美能夠保持對彼此理性務實的認知和期待，維持耐心穩定的溝通和交流，不斷在看似不可能的縫隙中尋找空間，中美關係就遠未進入“垃圾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