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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前地緣政治亂局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歐盟把提升經濟競爭力視為維護和發展綜合實力、支撐“戰略自主”願景及與中美保持平等戰略地位的基礎，競爭力問題亦成為新一屆歐盟機構的核心議程。
近期，由前歐洲央行行長、意大利前總理德拉吉領銜撰寫的競爭力報告發佈，該報告的撰寫是受歐盟委員會委託，因此被外界視為歐盟未來打造經濟競爭力的路線圖。從報告也可以看出，歐盟迫切希望扭轉相對於中美自身實力不斷下滑的糟糕處境，並在動蕩變革期以經濟和科技實力為基礎重拾地緣政治主動權。
無論從經濟體量、勞動生產率、數字產業和綠色產業發展乃至新興技術對傳統行業賦能驅動看，歐盟當前相較中美無疑都處於弱勢地位：自2000年來美國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是歐盟的兩倍；21世紀初歐盟經濟體量曾高於美國，而2023年其全球GDP佔比（17%）已被中國追平，並被美（26%）遠遠甩開；全球前50大科技公司中歐洲僅佔4家；2013-23年歐盟在全球科技產業收入佔比從22%降至18%，美國從30%增至38%。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中美經濟博弈等衝擊也增加了歐洲對自身關鍵產品、能源等“受制於人”的焦慮，其通過經濟、科技、軍事硬實力來尋求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迫切心理顯著上升。
同時，歐洲的焦慮不僅是經濟增長落後，甚至事關歐洲何以在全球立足乃至文明存續的危機。競爭力報告指出，歐洲若不採取行動，則未來勢必要在社會福利、環境水平及自由方面做出犧牲，因而，提升競爭力是“關乎生存的挑戰”。事實上，提升競爭力的急迫性也是此前歐洲多位領導人的呼聲。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經濟學人》採訪時指出，歐洲在軍事、經濟及民主秩序等領域面臨的挑戰正使其面對“存亡之危”，他同德國總理朔爾茨攜手撰文，呼籲歐洲應通過強化經濟競爭力成為“世界級工業和技術領導者”，進而強化歐洲主權。兩位領導人提及的多項舉措也在此次競爭力報告中得以體現。
從變革路徑上看，競爭力報告所代表的理想願景和領導人所思慮的政策現實在戰略上高度契合，即在“做好自己的事”的同時強化外部經濟安全治理。從內部看，歐盟要通過削減冗餘監管規則、放寬企業合并限制、構建能源電信等行業的統一泛歐市場、制定產業政策、加大科研創新支持、強化公私投資等舉措為新興產業注入發展動力。從外部看，歐盟試圖把應對傳統安全挑戰和能源、關鍵原材料、科技產品“過度依賴”等安全問題與經濟競爭力議程掛鉤，提出要為“供應多元化”付出一定成本代價，要制定軍工產業政策來強化國防工業實力。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強化對外經濟安全的舉措具有“見人下菜”的特徵。競爭力報告提出，歐盟對“提供急需關鍵技術的國家”保持“高度貿易開放”可確保供應鏈韌性，比如對美國數字技術和產品貿易應保持開放。而鑒於“脫碳”和“競爭力”考量，歐盟應在“特定情況下”採取防禦性貿易措施，是否實施防禦措施的標準則是“是否有利於歐洲競爭力提升”。
中美歐經濟科技博弈加劇和地緣政治緊張趨勢，是推動歐盟強化經濟競爭力的主要外部動因，然而，其政策藍圖卻摻雜了過多的地緣政治因素，部分經濟安全政策主張與促進自身競爭力整合之間存在矛盾，也背離了歐盟自身發展需要。比如，歐盟將美國作為經濟競爭力對手之一，卻試圖加強與美國數字經濟產業捆綁。另一方面，歐盟強化“脫碳產業競爭”“關鍵產品依賴”等對華認知和敘事，並在提振競爭力口號下對華採取更強硬貿易措施，擴大綠色和數字產業合作的“泛安全化”傾向。近期，歐盟在對華電動汽車問題上堅持強硬態度，醞釀在氫能等脫碳行業發起新調查等，意味着其關注競爭力增長可能給中歐經貿關係帶來更多的摩擦。
實際上，如何促進經濟和產業轉型升級是各國普遍面臨的時代課題，中國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聚焦打通經濟和創新體制機制掣肘，以持續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歐盟若要實現競爭力自立自強，根本還在於如何平衡好民族國家間經濟利益，從而獲得足夠的政治共識，來推進單一市場和創新，推動產業體制的根本性改革。如果繼續令自身經濟政策陷入地緣政治窠臼，並消耗有限的資源，歐洲未來將更難扭轉新興產業地位和國際經濟影響力緩慢下滑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