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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縱觀過去百年歷史，世界經歷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與“雅爾塔體系”等國際體系全面轉換，以及信息科技革命和由此引發的全球性政治、經濟革命，成為人類歷史進程中最為色彩斑瀾的一百年。其中，美國在全球傳播價值觀與經略地緣政治中，變成了唯我獨尊、權力傲慢、自翊不凡的混合體，既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又“長臂管轄”，以己之力自行標定“世界公理”，在衝擊舊世界中逐步稱霸於當世。伴隨着美國從世界舞台邊緣走向中心，人類歷史上最為激蕩的百年變局由此造就：全球國家間樊籬遭到拆除而走向共進共退成為不可逆轉大勢。
今天，在回眸與展望之際，秩序變幻激蕩、文明進程深刻變化，美國仍然是變局中最重要的變量。它繼續強盛或者轉而衰弱，繼續主導國際秩序或者回歸孤立主義，都將對世界變局的整體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研究未來變局必先研究美國百年全球戰略，美國獲得全球霸權的歷史過程，不是單純的美國軍隊由弱變強的歷史過程，而是美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波譎雲詭的世界舞台中，運用國家實力謀求戰爭勝利、建立軍事優勢、塑造國際秩序的歷史過程。
回顧這一歷史過程，我們會發現，當今稱雄於世的美國既享受過輝煌勝利之後的自豪，也品嘗過慘痛失敗之後的苦楚；既時時不忘展示天使般的理想，又體現着膚淺的自負；既忍受了巨大的犧牲，也獲取了令所有大國羨慕嫉妒的巨大收益。
歷史上所有稱霸者，無一不將先天優勢發揮至極致。相對於古代西方的羅馬和古代東方的秦漢帝國，以及近代英國等“前輩”們，作為“繼承者”的美國具有兩大先天優勢。
一是從未遭受封建集權制度侵蝕，成為最富內在創新活力的大國。15世紀，躲避歐洲（尤其是英國）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懷揣反對集權壓迫、追求公正的心靈嚮往，源源不斷奔向美洲新大陸。他們自稱“朝聖者”，希望將此生之地變成馬薩諸塞移民領袖約翰·溫斯羅普所言的“令萬民仰望的山巔之城”。從此，任何自視宗教神權權威和任何封建集權的苗頭，都會在這片大陸上遭到仇視。新移民經過生生不息的繁衍交融，骨子裡對宗教神權和封建集權制度的厭惡代代相傳，養成了追求獨立、崇尚競爭、喜好標新立異、輕蔑通過人身依附達成個人目的的民族性格，逐步累積成區別於歐洲、亞洲、非洲土地上古老民族獨樹一幟的的文化底蘊。伴隨這一歷史進程，“'民主''共和'思想萌芽後，不受阻撓地茁壯成長，成為美國立國的強大思想根基”。美國在19世紀中後期創建了世界上最完整、最龐大的公立教育體系，為構建社會公平、激活社會活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世紀末期，美國國內進步主義運動興起，督促政府採取措施，努力消除腐敗、限制壟斷、保護勞工利益、注重環境和食品安全等。20世紀60年代後，美國完成了徹底根除種族隔離和歧視制度的立法。美國儘管政治弊病從生、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種族主義難以根治，但卻具備其他國家少有的內在活力因子，因而重視科教振興、保護社會公平正義、尊重公民社會自治權力，能夠不斷革除時弊，在“解決問題”中發展。
二是受到兩大洋的屏護，遠離頻繁的大國紛爭而全力增強綜合實力。美國與戰火紛飛的歐洲和亞洲，分別相隔廣闊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可以“保持與眾不同的獨立地位，按照自己的利益選擇戰爭或者和平”。如果美國在國力羸弱時介入歐洲事務，將成為歐洲大國的'棋子'，難以有寢食之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完成了歷史上速度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土擴張，成為幅員遼闊、人員眾多、資源豐富的大國。大洋屏護令美國避免了英法俄德日等大國所處險境，贏得了長久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
這其中有四個方面值得着力關注。
第一，美國全球霸權的時代起點：經濟科技崛起之時恰逢世界變局。
在這個世界變局中，歐洲、亞洲、非洲飽受各懷異志的大國戰火蹂躪，北美大陸“卻成為遠離兵刀之禍、享受和平安寧的一片凈土”。近四十年的黃金髮展，令美國在人類歷史進入20世紀門檻後，成為世界上最富庶、最幸福、最自由的土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科技興邦。美國充分利用由英法等主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一躍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頭羊”之一。
第二，美國全球霸權的行為根源：穩健而不失靈活的國家大戰略。
僅從表象看，美國全球霸權的前提有兩個方面：一是建立在經濟和科技實力優勢基礎上巨大的軍事優勢；二是歐亞大陸矛盾此起彼伏，既可使受兩洋屏護的美國“坐收漁利”，又可使之在最佳時機介入。
美國與其他大國一樣，也是從複雜險惡的環境中誠惶誠恐起步。先是執行孤立主義，完成領土擴張；再執行門羅主義，控制西半球，同時兼顧太平洋，執行“門戶開放、利益均等”政策，拓展在中國市場，利用美西戰爭打敗衰落的西班牙，在西南太平洋獲得橋頭堡；再執行國際主義，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獲得全球霸權地位。冷戰開始後，美國始終是世界超級大國。步步為營的國家大戰略使美國幾乎在每個歷史階段，可以利用先天的地緣政治優勢，避免捲入歐洲列強鬥爭的旋渦，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科技、貿易，不斷增強綜合國力。
第三，美國全球霸權的實現路徑：利用戰爭和危機，謀求和塑造國際秩序中有利位置。
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無須贅述，但有兩條經驗值得特殊關註：一是利用國際戰略格局變化，推動美英權力和平轉移；二是利用戰爭，謀劃全球軍事布局。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參戰最晚、消耗最小、收益最大的戰勝國，與其說是源於坐擁地利的機會主義，不如說是源於“胸懷天下”的遠見卓識。
第四，美國全球霸權的內在驅動：其他國家軍隊難以追趕與仿效的軍事變革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獨擁原子彈、遠程轟炸機開始，美國戰略性軍事力量（如核武器、運載火箭、空天武器等）的壟斷地位經常被打破，但美軍在戰役戰術層次上的武器裝備、作戰方式等總是開風氣之先。冷戰結束至今近30餘年，歷經多次戰爭，新型作戰思想、武器裝備代幻迭出，其變革力度、深度、廣度在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當今，美軍自我變革能力優勢的最大戰略價值是引領世界軍事潮流，其他各國軍隊擔心落後，唯恐學之不及，於是爭相模仿。由此，美軍在變革中不斷塑造新的優勢。
美軍自我變革的主導力量是整個國家，而不是軍隊自身。國會出台法律、政府制定政策、大學等智庫出謀劃策、軍工企業進行裝備研發、部隊在作戰訓練中驗證問題並提出需求。從本質上看，軍隊自我變革是商業資本在逐利天性下，運用科技、市場的力量不斷衝擊既定利益格局所致，是國家整體性變革包容軍隊自我變革的產物。
美國全球霸權蘊含著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社會等豐富的規律，其基礎是其無可超越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美國是百年來國際秩序演變中最大受益者，也必將對未來世界的治亂興衰更為敏感。然而，美國似乎正在違反着全球共同逐利與自我逐利的基本原則，無疑正製造着“自我拆台”的危險前景。這種危險前景是否會在將來真實顯現，不僅取決於美國，也取決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