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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0日，吳作棟先生在香港舉行的“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論壇上發表了題為“是發展，還是災難？”演講。 |
我將從一個小國的角度，來談談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的話題。新加坡很小，我們的貿易額是GDP的三倍。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如果沒有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我們甚至可能無法生存，因為我們的人民會沒有工作。
所以，我對這個話題感受很深。我們的世界正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我們談論的是全球變暖、氣候變化。我認為，我們在全世界也目睹了“政治變暖”，如果不加以控制，它有可能會引發全球政治氣候的變化。因此，我看到兩種可能的未來，一種是走向災難，另一種是邁向發展。
去全球化是走向災難
有兩種全球性趨勢有可能導致災難，即去全球化，以及也許讓全球秩序分裂的脫鉤。全球化使我們所有人受益，但我們現在看到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一個就是國際收入的不平等，而這很難解決。根據其本身的定義，全球化意味着競爭。競爭就是最有能力和最優秀的人會勝出，無論奧運會、體育運動等，都是如此。那些不怎麼優秀的人則會落在後面，而國家落在後面的結果，是造成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大家可以看到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向歐洲的移民，可以看到美國邊境以南穿過墨西哥的移民。但這是國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一個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引發社會的焦慮，讓政客們要麼解決這個問題，要麼抓住機會贏得選舉，這些人可以被稱為“民粹主義政客”。
現實一點說，我們應該努力重組我們的經濟結構，並搞清楚哪些就業崗位在流失。為迎接新經濟，我們必須訓練人才，現在的技術導致了許多人失業，造成進一步的收入不平等。再分配是最簡單的辦法，利用關稅向消費者徵稅，然後進行再分配，只要你願意這麼做。但如果是給富人減稅，就沒有什麼額外的資源來做再分配了。不過，最重要的是解決國內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教育、家庭支持和技能培訓，要讓人們能夠自立。
不幸的是，從歐洲和美國來看，我認為並沒有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政治家們並沒有開始行動。政客們聲稱，他們的不滿其原因是來自外部，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化奪走了我們的工作，我們一定要把它們奪回來。”
因此，人民表達他們的恐懼。這些是真實的恐懼，因為他們無力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在英國，他們選擇了脫歐，儘管脫歐不是針對全球化，而是針對“歐洲化”。在美國，“美國優先”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在法國，“黃背心”在街頭引發騷亂。最近，右翼和民粹主義團體在歐洲議會選舉中佔據了上風，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國。
民粹主義政客一直在利用這種不滿情緒。他們指責國家、外國投資、進口和移民造成了他們國內的大部分問題。因此，我們目睹了一種針對全球化的內向型民族主義情緒。從多邊主義到民族主義，再到單邊主義，從開放的全球經濟到有選擇的保護主義，這些都是問題，是我們必須警惕的趨勢。我並不認為國際社會將全面轉向保護主義，但我認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會採取有選擇的保護主義，保護至關重要的產業。
我有時擔心，在為分配全球化金蛋而爭吵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殺死下蛋的金鵝。
今天上午，我聽了關於美中戰略競爭的討論。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世界和平論壇”上，我提出必須要盡我們的一切所能，來扭轉這種災難性的趨勢。眼下兩頭大象正在打架，至少，一頭大象把另一頭大象看成了威脅。當你認定對方是潛在的敵人時，這個人或者國家就必定要未雨綢繆。雖然雙方一開始也許並不是敵人，但由於另一方的敵意，被當作敵人的一方就會讓自己成為敵人。
中國是威脅嗎？
這正是我們大家都試圖避免的潛在衝突。我們這樣的小國是不是完全無能為力呢？不是的。在北京，我呼籲要形成“緩和的聲音”。它不是一個集團，或者一場新的運動，而是說像我們這些了解中國和美國、了解衝突與挑戰的人，我們必須要對適當的受眾發聲。這個適當的受眾就是美國的當權者，他們不怎麼到處旅行。我們必須找到他們能接受的敘事方式，讓他們明白中國不是敵人。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和你們許多人一樣，我去過中國很多次。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早年到過那裡的人都知道，在30到40年的時間裡，中國已經自我轉型，已經成長了。所以，中國有什麼必要把這一切都毀掉呢？
當然，中國正變得非常強大。我們能做到的，中國也都能做到，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威脅”。對於新加坡，我用的詞彙是“經濟威脅”。無論新加坡能做到什麼，中國都能做得更好。我們有科學家，他們有更多的科學家。我們有工程師，他們有更多的工程師。製造業、半導體，我們曾經搞過，現在他們能做得更好。電信、5G，他們遙遙領先。
所以，如果中國真被當作“威脅”的話，作為前總理，我擔心的是新加坡的繁榮。我的結論是，一個富裕的鄰居總要好過一個窮鄰居。在我任職期間，我只需要養活600萬人，讓他們有工作。如果中國的14億人口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入中產和富裕階層，那新加坡就能更簡單地與一個富裕國家做生意。
我並不是要全盤否認美國所說的不公平貿易規則問題。中國自己是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WTO的。中國將站在創新和知識產權的最前沿，它必須保護知識產權，否則知識產權會被其他國家竊取。這些都是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我在北京的演講提到了缺乏戰略互信，所以問題是，我們怎樣讓人們建立起這種信任。
我在聽威廉·歐文斯發言時，理解你有多困難、多矛盾。美國必須為戰爭做準備，而戰爭是大災難，沒有人真的想開戰。你不可能贏得一場戰爭，因為無辜的生命將失去，經濟將被摧毀，國家將被征服。我非常尊重你的態度，即我們必須為戰爭做準備，但我們不想要戰爭。
美國能改變中國嗎？我認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的，而且中國應該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做出改變，並實行改革。但是，改變政府體制是不可能的。中國不僅有共產黨制度的政府，還有具有某種文明形式的政府。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央管轄，是由皇帝、官場來統治的。你改變它，權且稱作有美國特色的中國治理吧，這種制度中的有些部分將來中國能夠學習。但要變成一人一票的制度，我認為至少未來一個世紀在中國都不會發生，或許永遠都不會。可能某些地區允許這樣做，但不會是全國性的。
實際上，由於我所在的政黨——人民行動黨在一次次選舉中都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中國曾經派人到新加坡來學習我們的制度。對我的黨來說，任何少於60%的支持率都會被當成失敗。中國利用這種模式進行選舉，也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獲勝。
2011年我們遇到過一次挫折，得票率從65%降到60%。中國官員來研究人民行動黨將如何作出反應，奪回這些選票。在我看來，這表明中國知道，在許多領域必須允許有投票的自由。事實上，中國開始允許在縣和村一級選舉自己的領導幹部。但當中國官員研究歐美自由民主國家的問題，他們的民主實驗就沒有繼續向上推廣。他們需要的一種體制，就好像天主教會，你來選出本地的牧師，由他們選出自己的主教，再由一小群主教選出教皇。則教皇則任命主教。在美國你不能這樣做，這是一種不同的文化和制度。
國家應該有民主。在每個國家，人人都有權利行使民主。而在世界範圍內，每個國家都必須行使其政府形式所賦予的權利。之後，你要用一些標準來評判你的體制，比如法治、對待人民的方式、是否能使經濟增長並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這些客觀標準，可以由對本國人民來說最佳形式的政府來踐行。
緩和的聲音
因此，我回到我所講的第一點，如何避免走向災難，也就是要有“緩和的聲音”。只要有可能，我們就要說出來。不是站在中國一邊，或者站在美國一邊，而是要站在原則一邊，為了法治，為了大國小國都享有平等權利的多邊貿易秩序。我希望做的是，在所有國家之間建立信任和理解，而不僅僅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因為我還想到中國與日本，韓國與朝鮮。信任和理解非常重要。這就是“緩和的聲音”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