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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經過多輪曠日持久、有時甚至激烈的談判，中國與歐盟達成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貿易協議。北京同意將對歐盟的電動車出口限制在每年35萬輛，這將使其四年內的預期市場份額減少一半。
歐盟的核心訴求由來已久。歐盟官員堅信，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已損害它的製造商，甚至更廣泛的國家安全利益，為此歐盟一直尋求北京限制其電動車等熱門商品的生產規模。
如果有什麼令人意外的話，中方反應或許更出人意料。畢竟，中國官員長期以來一直將“產能過剩”敘事斥為貿易武器化和保護主義借口。事實上，商務部今年7月發表聲明，主張以“全面、客觀、公正的視角”看待“所謂產能過剩問題”，措辭足以體現中國官方對這類指控的根本質疑。
對於最後一刻達成的這份協議，一種解讀是，它反映了布魯塞爾邊緣施壓策略的成功。畢竟，北京寧願至少保留一部分歐洲市場，也不願完全失去。儘管體制內強硬派堅持認為，歐洲人限制市場准入只是虛張聲勢，但更為審慎務實的意見最終為這一折衷方案開了綠燈。
懸而未決的根本性問題
然而，根本問題依然存在。在電動汽車、太陽能板、鋰電池等一系列高端製造領域，歐盟本土產能要麼近乎空白，要麼雖有產能卻高度依賴進口。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巨大的間接成本，如行政壁壘、法律約束、勞動力成本和合規要求。但布魯塞爾不少人士也會談及中國的出口競爭力，至於競爭力是否來自補貼和定向產業政策，在他們看來完全是次要問題。
只要這一態勢持續存在，關於就業流失、對外依賴以及易受“咽喉點”武器化影響的下游擔憂，就會持續拖累中歐關係。儘管一些中國官員試圖將本國大量供應、價格親民的可再生能源相關出口產品，定位為全球公共產品（該觀點抽象看有一定道理），但這種說辭顯然未能在歐洲人中引起共鳴，尤其是布魯塞爾的高級官員和政客。
回看這次爭端的起因就能明白。今年夏末，歐盟內部長期對立的法德兩國在對華貿易政策上罕見達成一致。極右翼勢力借失業群體和製造業企業的不滿情緒而崛起，這讓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茨感到不安，他們聯名致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呼籲歐盟採取統一行動，例如快速採取反制措施，限制“未點名的貿易扭曲方”進入單一市場。這封信雖未點名任何一方，但幾乎可以肯定指的是中國，以及歐盟的其他一些貿易夥伴。
初步達成協議不意味着相關矛盾得到了根本解決。截至本文寫作時，據稱歐盟領導人已指示布魯塞爾“緊急”制定措施，全面遏制來自中國的進口激增。這種言辭究竟是戰術手段，還是真實情緒的反映，當然是獨立而有趣的問題。這番表態能否迫使北京做出更多讓步，也有待觀察。
審視北京對歐方訴求的判斷
通過與國內相關人士的交流，我聽到了對歐洲不滿的兩種主流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北京與布魯塞爾之間的猜忌根源是地緣政治，理由是俄烏衝突後歐盟與北約持續靠攏，加上2025年初雙邊關係跌至低谷後，華盛頓加強對歐拉攏。這種觀點認為，布魯塞爾在貿易上採取強硬立場，很可能並非出於經貿理由，而是大“陰謀”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地緣政治上重新與美國對齊。
第二種觀點則相反，認為應對中國貿易政策進行更務實的反思和適度調整，以換取對歐盟市場的持續准入。這一觀點的支持者指出，中國製造基地對許多歐洲頭部企業而言不可或缺，接受市場份額下降，至少保住部分出口通道，符合北京的利益。鑒於國內消費低迷，房地產市場疲軟，維持對歐出口暢通最有利於中國實現全年增長目標。
在我看來，這兩種判斷都有問題。第一種觀點準確看到現有貿易爭端背後更深層次的戰略不信任，但過於武斷，否定了中歐之間關係和解的可能性。北京能夠也應當做更多工作，讓歐洲各界相信，它對俄羅斯的支持有合理前提，只要滿足相應條件，中方願意也有能力在烏克蘭和平問題上發揮更建設性的作用。批評者可能會說為時已晚，但隨着烏克蘭戰爭進入充滿危險的僵持階段，中國作為潛在斡旋方的角色不容忽視。
第二種觀點主張中國出口經濟轉向更加務實，這是對的，但它忽視了歐洲民眾尤其是德國民眾對華態度日趨強硬的風險。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近期民調發現，約60%的基民盟和社民黨支持者將中國視為對手或競爭者。儘管一些人可能認為，這類主流政黨的選民正日益流向極右翼，而極右翼對中國態度更模糊，甚至可能更友好，但決策者不能一廂情願。極右翼崛起並進入政府，很可能使歐盟社會政治和經濟更加動蕩，反過來削弱這個中國最重要市場之一的戰略凝聚力和活力。
事實上，法國的瑪麗娜·勒龐對中國幾乎沒有好感，她過去的言論便是明證。
因此，中國需要對雙邊關係進行更細緻、更審慎的評估，既認真對待地緣政治因素，也認真對待經濟因素，不誇大任何一方的重要性。
走向更具建設性的相處模式？
對於中歐關係中的裂痕和矛盾，沒有靈丹妙藥。
但可以確定的是，現有的減少出口承諾雖然前景可期，但還不夠。中國企業提供技術和人力，歐洲企業提供本土經驗、製造能力和嚴格的應用測試，雙方建立真正的價值共享合資夥伴關係，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維護市場准入仍是北京出口導向型政治經濟體系的關鍵所在，它的政策制定者就必須明白，“有所得”就要“有所讓”。同時，歐洲決策者在表達主張和建議時，應減少明顯的敵意，為中國體制內溫和派做出建設性回應鋪路，而不是把他們逼入只能迎合強硬路線的死角。
跳好這支探戈絕非易事，但為避免兩敗俱傷，雙方都必須儘快適應新的節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