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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1月3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隨着選舉結果顯示民主黨有望重新奪回美國眾議院控制權，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眾議院民主黨黨鞭凱瑟琳·克拉克（馬薩諸塞州民主黨籍）以及眾議院民主黨候選人蘇珊·德爾貝內，在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DCCC）的中期選舉開票之夜慶祝會上歡慶。（圖片來源：路透社/喬納森·恩斯特） |
11月4日，美國中期選舉結果逐步明朗時，我乘坐的航班落地布魯塞爾。手機信號剛恢復，消息便接連跳出：民主黨奪回參眾兩院。在歐盟的心臟地帶，我接觸到的歐洲人都長舒了一口氣，也對接下來的跨大西洋關係多了幾分期待。有些人甚至覺得，“後特朗普時代”已經提前兩年到來。
這種情緒不難理解。經歷關稅衝擊、圍繞烏克蘭問題的分歧和美國安全承諾的反覆之後，歐洲迫切希望在華盛頓重新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歐洲議會復興歐洲黨團在選後聲明中，便呼籲新國會制衡白宮，推動更具建設性的跨大西洋關係。
這次中期選舉確實為歐洲打開了一些期待的空間。大西洋主義所依賴的，是美國願意持續投入歐洲安全，歐洲相信這種合作能夠跨越黨派更替。民主黨贏得國會多數席位，首先改變了歐洲影響美國政策的條件。歐洲能否把這些條件變成穩定的合作，還要看雙方願意為此付出多少。
安全領域最容易出現積極變化。民主黨控制相關委員會之後，可以把駐歐美軍調整、北約承諾和防務合作置於更嚴格的國會審查之下，要求政府說明撤軍的理由及其對盟友的影響。美國國內維護北約的力量也一直存在。今年4月，美國兩党參議員曾共同發出聲明，支持維持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和對烏援助，而新國會有機會讓這些聲音獲得更大分量。
烏克蘭問題上的變化尤其值得關注。歐洲希望民主黨推動新的援烏資金和對俄制裁，並提高特朗普繞過歐洲、單獨同俄羅斯達成安排的政治成本。歐洲對和平方案的關切，集中在停火之後的安全保障以及自身能否參與決定。10月的歐洲理事會會議再次強調歐洲在未來和平安排中的作用，同時對美國臨時放鬆俄羅斯柴油制裁表示遺憾。這樣的分歧，使歐洲更需要國會中的支持者。
經貿關係也有緩和機會。歐洲企業最希望減少的是關稅和政策反覆帶來的經營成本。目前的美歐貿易安排為多數歐盟輸美商品設定了15%的關稅上限，雙方仍在爭取進一步減稅和擴大合作。民主黨可以通過聽證、立法和對政府的監督，把對歐施壓給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造成的損失擺到檯面上。圍繞人工智能、平台責任和網絡安全，歐洲也可能找到更多願意討論合作的國會議員。
可以預見，歐洲將更加重視國會外交。過去兩年，歐洲領導人投入大量精力處理同特朗普本人的關係。接下來，外交、軍事和撥款委員會將成為歐洲更頻繁爭取支持的對象。歐洲可以推動議員把原則性聲援寫成具體要求，例如調整駐軍前的磋商程序、援助執行的報告義務，以及對關鍵合作項目的資金安排。這樣做，才有可能減少白宮突然改變政策給歐洲造成的衝擊。
歐洲也有現成的接觸渠道。今年8月，歐洲議會與美國國會議員在舊金山舉行跨大西洋立法者對話，議題涵蓋技術、安全和貿易。這類機制可以幫助歐洲更早了解美國立法動向，也把自身關切輸入政策形成過程。但歐洲還需要接觸更多新當選的美國國會議員，把歐洲投資、當地就業和企業利益講清楚。對那些主要憑藉民生議題勝選的人來說，歷史友誼遠沒有選區里的工作崗位來得具體。
這也要求歐洲保留跨黨派聯繫。共和黨內部支持北約和歐洲安全的力量仍值得爭取；同白宮的溝通也必須繼續。歐洲若把同新國會的合作變成共同對抗總統的政治姿態，特朗普反而可能把歐洲視為美國國內反對派的延伸。歐洲要影響的終究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國會只是其中一個入口。
這條路徑的邊界同樣清楚。新國會要到2027年1月才履職，特朗普仍掌握行政權和外交主動權。他可以否決不贊成的法案，而推翻總統否決需要兩院各自達到三分之二的支持。民主黨還得爭取相當數量的共和黨議員，才能強行改變總統反對的政策。與此同時，爭取生活成本下降、調查政府和準備2028年選舉，很可能比修復對歐關係更佔用民主黨的政治資源。
即使立法過關，執行仍是一道關口。過去兩年，白宮扣留或撤銷國會已批准資金的做法，已經引發持續爭議。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10月的一篇分析提醒，歐洲需要把美國資金是否實際撥付，作為判斷承諾可靠性的依據。對烏克蘭而言，國會通過援助、行政部門放行和武器最終交付，發生在不同環節。歐洲的規劃必須覆蓋中間可能出現的延誤。
更棘手的是，國內受挫可能促使特朗普把更多精力投向外交。他需要能夠證明自己仍在主導局勢的成果，而烏克蘭談判、對俄接觸和貿易安排，都可能成為爭取政治成績的場合。歐洲可能被捲入白宮與國會的對抗，而歐洲期待的政策克制，未必會隨着總統在國內的權力受限同步到來。
民主黨的政策選擇也受到美國國內利益的約束。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10月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53%的受訪者認為歐盟是公平的貿易夥伴，但僅23%支持下任總統取消所有對歐盟關稅。這組數字說明，美國人可以認可歐洲這個夥伴，同時支持保留貿易壁壘。民主黨要回應製造業、就業和生活成本方面的壓力，在產業補貼、政府採購及市場准入上，同歐洲仍有利益需要重新談。
在安全問題上，歐洲承擔更多責任的方向也很難逆轉。那份支持北約的兩党參議員聲明，同樣肯定了要求歐洲增加防務投入的做法。美國政界對同盟價值的認識存在差別，對歐洲多出錢、多承擔任務的要求卻有廣泛基礎。歐洲更容易爭取的是責任調整的節奏和方式，讓美國保留關鍵支持，並為歐洲補足能力留下時間。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歐關係的修復，越來越依靠共同應對中國來維繫。民主黨通常更重視盟友協調，美國兩黨在對華競爭上的共識也可能給這種協調增加動力。對歐洲而言，以更緊密的對華配合換取美國安全支持，意味着承擔新的經濟和外交成本。歐洲若要增強自主，就需要保留按自身利益處理不同議題的能力，而將對美關係改善與對華政策全面趨同掛鉤，只會限制歐洲自身的選擇。
因此，未來兩年的跨大西洋關係，更可能出現局部修復與反覆摩擦並存的局面。國會可以為安全合作增加支持，為行政決策增加約束，也可以讓歐洲的聲音更容易被華盛頓聽見。深層的互信則要靠持續執行的政策來恢復，援烏承諾能否兌現，駐軍調整能否提前磋商，經貿爭端能否通過談判處理，更能說明問題。
歐洲自己如何使用這段時間，也會決定大西洋主義的前景。繼續推進共同採購、軍工生產和關鍵能力建設，可以讓歐洲在同美國談判時多一些底氣，也讓同盟合作有更紮實的基礎。如果每逢美國政治氣氛緩和，歐洲就放慢能力建設，那麼下一次華盛頓轉向時，同樣的焦慮還會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