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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零和博弈（來源：《中國日報》） |
在近期舉行的習特峰會上，雙方在人工智能領域達成了一項不算重大但意義深遠的成果。雙方商定建立一個人工智能相關事件溝通渠道，並計劃開展進一步的對話。
在能力飛速迭代、戰略博弈不斷加劇的時代背景下，這一有限舉措既令人歡迎，也發人深省。它承認存在共同風險，也凸顯現有機制距所需的制度架構仍有巨大差距。中國此前發佈升級版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並發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該組織迅速吸引了20多個主要來自全球南方的創始成員，表明中國也在同步推動規則塑造和能力建設。然而，美國主流立場仍植根於零和邏輯，特朗普總統直言不諱地宣稱“誰贏得人工智能，誰就贏得一切”就是典型體現。這既不符合美國或中國的利益，也不符合眾多前沿技術能力差距懸殊國家的利益。
這種“贏家通吃”心態並不新鮮。它延續了美國長期以來對待兩用技術的做法，並在某些受“黑暗啟蒙”思潮影響的技術樂觀主義者和寡頭群體中產生了共鳴。這一思潮優先考慮迭代加速和等級控制，而非集體約束。美國一些頂尖實驗室曾公開強調生存性風險，呼籲審慎放慢前沿發展步伐。但這些呼籲難以獲得更廣泛認同，部分原因是許多觀察人士認為它們不真誠。這些公司正面臨不斷攀升的訓練和推理成本，同時，正因為大量高性能開源權重模型（許多出自中國）可以低成本自由使用、微調並本地部署，它們的盈利模式也受到嚴重質疑。
在這種環境下，呼籲放緩很容易被解讀為利己之舉，目的是爭取時間、確保獲得更多政府支持，甚至設立法定收益，以支撐其估值，並確保生存。美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押注專有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將其作為國家經濟和戰略的支柱，於是，這些實驗室的財務脆弱性，就成為放大所有人系統性風險的助推器。
競爭緊迫感與安全謹慎之間的矛盾，尚未轉化為連貫的政策。相反，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智能體“翻牆”報告、涉及開放平台的安全漏洞，以及影響關鍵公共系統的重大網絡事件。這些事件引發合理的擔憂：由誰來最終管控日益自主的模型和智能體？當先進技術能力擴散到非國家行為體手中，使之能夠利用它們製造破壞甚至更嚴重後果時，會發生什麼？私人財務壓力與國家戰略過度投入的交匯，加劇了理性風險評估被短期企業或國家利益壓倒的危險，使世界其他地區既要承受技術無序擴散的衝擊，又要面對這場激烈技術競賽產生的各類副作用。
技術進步加劇了治理挑戰。模型性能持續提升，但軟硬件協同設計、能源系統和本地化計算領域的同步突破同樣意義重大。中國的開源權重和開源模型已經擾亂美國頭部實驗室的閉源商業模式。越來越多海外開發者，特別是資源有限地區的開發者，開始依賴這些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面對高端芯片出口限制，中國實驗室選擇深化軟硬件接口、在算法層優化模型，以及充分利用充足的電力資源。華為提出的“韜定律”不再單純追求晶體管密度，轉而力求減少信號和數據傳輸延遲，這為包括智能手機芯片在內的新一代芯片進入規模化量產奠定了基礎。同時發佈的開源工具鏈，旨在降低訓練任務向國產芯片遷移的難度。對稀土和關鍵材料上游的控制，進一步塑造了半導體格局，它提醒觀察人士，人工智能領導力與完整技術棧和配套供應鏈密不可分。
上述發展指向我所稱的“數字威斯特伐利亞”：構建具備主權韌性的數字生態系統，在優先考慮國家對數據、模型和基礎設施控制權的同時，保持互操作性。其基礎包括可再生能源和儲能、新興的能量採集技術（如摩擦納米發電機），以及能夠實現本地化、低風險運行的新型計算載體。與中心化系統相比，由自供電節點組成的分佈式網絡，能更有效地抵禦攻擊，但同時也成倍放大了治理難題：人們該如何監管一個自主生成、自主運行的計算網絡？亨利·法雷爾和亞伯拉罕·紐曼在《地下帝國》中的分析仍極具前瞻性。美國長期依託支撐全球數據流的實體基礎設施與制度基礎設施掌握話語權，隨着替代方案的激增，各大強國建設自身主權技術棧的動機都在增強。當面臨財務壓力的閉源實驗室尋求監管保護或財政庇護時，基礎設施控制權被武器化的風險也在增加，而代價將轉嫁給第三方。
但數字主權不意味着自給自足。完全的技術隔離將產生次優結果，即創新碎片化或受阻、重複投入以及系統性風險升高。如果中小國家不想永久依賴他國，或被迫陷入脆弱的結盟，有意義的互操作性至關重要。我們需要思考一個有意義的“國-際（inter-national）”架構應該且必須是什麼樣子。“國-際”中的連字符是刻意的，它象徵著連接中行使的主權，而不是以斷開連接為代價換取的主權。因此，“數字威斯特伐利亞”必須融入更廣泛的、致力於共享風險管理的國際承諾。這就需要建立相應機構，負責事件通報、能力監測、智能體系統標準制定以及能力建設。這些機構不能簡單複製現有等級制度，也不能被少數財務緊張企業的生存策略所裹挾。
零和框架存在多重謬誤。首先，前沿人工智能能力已經通過開源權重、學術論文和兩用應用不斷擴散，任何單一行為體的絕對控制都只是幻想。其次，災難性或高破壞力的濫用——無論是通過非國家行為體、級聯技術故障還是目標失準的自主系統——都不會受國界約束。第三，中美二元體系之外的國家在不受約束的競爭中損失最大，這種競爭要麼將它們鎖定在從屬的技術地位，要麼使它們暴露於未受治理的風險之中。當頭部閉源實驗室的財務困境，與對其成敗高昂下注的國家戰略疊加時，操控政策制定和向外轉移風險的動機就會加強。如果治理架構僅把人工智能視為爭奪相對優勢工具，或是包裝成以安全名義、實質為企業紓困的載體，就會忽視共享科學進步的正和潛力，以及無序擴散產生的負外部性。
進步不能只靠口頭呼籲，可行措施包括：在習特峰會搭建的有限渠道基礎上，擴大雙邊與多邊事件通報機制；支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這類具有包容性的論壇，確保其保持開放以進行建設性接觸，而非集團對抗；推進模型評估、智能體約束、智能體-模型關係和溯源的技術標準，使其能夠跨生態系統採用；投資於“數字威斯特伐利亞”的物質基礎，使主權變得可行而非僅僅是願望。充足的能源、多元化半導體路徑和開源軟件棧不僅僅是商業機會，更是多元化數字秩序的前提，這種秩序不應依賴少數幾家企業的償付能力，或是單一國家的戰略過度投入。
另一種選擇的後果是清晰的。繼續依賴贏家通吃邏輯，特別是當私人財務困境與國家戰略賭注糾纏在一起時，會加速世界分裂，放大助長不安全感的治理缺陷，並使世界上多數國家成為一場競賽的旁觀者或附庸，共同承擔負面後果。中國的治理框架和制度倡議、有限但具體的峰會成果，以及開源和主權技術能力的快速演進，共同創造了一個契機。抓住這一契機需要拒絕“絕對控制”與“完全依賴”這種錯誤的二元對立，同時認清，那些看似冠冕堂皇、實則利己的管控呼籲，無法替代真正的國際制度架構。我們需要一套理念與制度體系，承認在人工智能領域，國家自主空間與集體責任相輔相成。只有這樣，技術才能服務於人類的繁榮，而不是成為另一個爭奪排他性優勢、破壞持久安全根基的角斗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