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6年9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特朗普總統舉行的白宮歡迎儀式的致辭中指出，“中美不必諱言競爭，但競爭應該是良性的、有邊界的，應該是你追我趕的賽跑，而不是你輸我贏的角斗”，表明了中方對中美競爭的立場。9月29日，特朗普在白宮AI企業高管午餐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誰能贏得超級智能，就能贏得競爭”，“美國公司在競爭中佔據統治地位，我們要保持這一優勢”。
當前，美國國內已形成在人工智能領域保持對華領先的共識，但對於為什麼要領先、如何保持領先、是否應該放慢前沿發展存在明顯分歧。其中的核心問題則是：與中國合作究竟有助於美國維持領先，還是會威脅領先美國的領先地位，以及如何把共同風險合作與技術競爭適當隔離開來。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並非由單一政策理念所驅動，而是呈現出多重邏輯結構。其中，競爭優先構成其主導邏輯，發揮總體約束作用；國家安全、技術加速和開放生態則構成實現競爭優勢的三種次級邏輯。三種次級邏輯並非靜態並列，其相對權重隨着技術突破、安全事件以及中美競爭態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並在具體政策議題上表現出競爭、妥協與重新組合。主導邏輯與三種次級邏輯之間的持續互動，由此構成理解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政策演變及其對華競爭戰略的重要分析框架。
一、競爭優先邏輯：美國AI政策的主導目標
競爭優先邏輯是特朗普政府對華人工智能戰略的主導邏輯，它將維持美國相對於中國的AI領先地位本身視為優先政策目標，並以是否有利於美國贏得中美AI競爭作為評價國內監管、技術發展和國際合作政策的重要標準。
2025年3月26日，特朗普上任後不久即在給美國白宮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邁克爾·克拉齊奧斯 （Michael Kratsios）的科技政策任務書中提出問題：“美國應如何確保其在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保持無可匹敵的全球領導地位，並維持相對於潛在競爭對手的技術優勢？”7月23日，特朗普政府發佈《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將“贏得AI競賽”作為政府AI戰略的最高目標。在這一目標下，行動計劃分為三大支柱，一是加快AI創新和減少監管障礙；二是擴大數據中心和能源建設；三是領導AI外交與安全，包括推動美國人工智能出口和維護國家安全。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將加速創新、基礎設施、全球技術擴散以及國家安全都放贏得AI競賽的戰略框架之下。
從特朗普政府核心人物的公開表述看，“贏得人工智能競賽”已不是單純的政治口號，而已成為組織政策工具的主導性目標。原白宮AI與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明確提出美國“必須贏得人工智能競賽”，並將創新、基礎設施和全球夥伴關係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路徑[1] ；國務卿盧比奧在《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發佈會上表示，“贏得AI競爭不容談判”，要“確保美國為全世界制定技術標準，並讓全世界繼續使用美國的技術” [2]；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將人工智能競爭稱為一場“技術軍備競賽”，強調“美國必須繼續保持領先”；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則將全球人工智能競爭與美國技術的國際擴散直接聯繫起來，強調要推動“美國人工智能系統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部署”；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在2026年3月宣布AI能源基礎設施項目時表示其目標之一是“確保美國贏得人工智能競賽”[3] 。
近一個月來，特朗普關於人工智能的公開表述進一步強化競爭優先邏輯，他將人工智能理解為決定未來美國國家實力和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技術，並反覆以美國能否保持對中國的領先作為衡量人工智能政策的重要標準。2026年9月，美國國內要求放緩前沿人工智能發展的呼聲明顯上升，特朗普在被直接問及人工智能產業是否應該減速或接受更多監管時表示，美國目前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中國，“我希望保持這種狀態，因為誰贏得人工智能，誰就贏了”。此後，他又將這一判斷延伸至“超級智能”，強調“誰贏得超級智能，誰就贏”，並表示中國目前處於第二位，美國“必須保持這種狀態”。在特朗普看來，人工智能安全、監管乃至國際合作都受到一個更高優先級目標的約束，即美國不能因為監管或合作而失去現有的技術領先地位。由此，競爭優先邏輯事實上成為影響其他政策邏輯邊界的重要約束因素。
二、國家安全邏輯：讓中國跑得更慢
國家安全邏輯的基本判斷是，先進人工智能已經不是一般商業技術，而是關係到軍事能力、情報優勢、網絡安全和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戰略資產，必須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盡全力延緩中國追趕。美國需要通過控制風險和限制危險能力擴散來維護優勢。美國國會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部分官員，長期主張通過芯片出口管制、投資限制、實體清單和雲服務監管，延緩中國獲得前沿人工智能能力。
4月Anthropic發佈Mythos Preview所展示出的網絡安全能力進一步加劇美國國內對於先進AI網絡能力的討論，並迅速強化國家安全邏輯。6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促進先進人工智能創新與安全》行政令，將先進模型的特定危險能力明確納入國家安全框架，此外，特朗普還簽署《人工智能在國家安全體系的應用》總統國家安全備忘錄，進一步將AI納入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值得注意的是，近兩個月來，越來越頻繁的AI安全事故的發生，使得國家安全邏輯的風險對象正在發生擴展，從主要關注競爭對手獲得先進AI能力的“外生安全風險”，逐步延伸至前沿AI能力本身可能帶來的失控、網絡攻擊和生物濫用等“內生安全風險”。
國家安全邏輯從表面上看是在盡全力阻止中國獲得先進能力，確保美國的絕對領先地位，但其深層次仍存在不可忽視的意識形態因素。美國部分政策制定者和科技企業並不只是將中美人工智能競爭理解為技術能力與產業市場之爭，更將其上升為民主制度與所謂“數字威權主義”之間的競爭。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伊是這一觀點的倡導者之一。他認為，強大AI如果首先被“威權國家”掌握，可能形成一種技術賦能的”威權主義”，而且這種優勢可能難以逆轉。因此，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應在強大人工智能領域取得“明確優勢”，並通過控制AI供應鏈延續戰略競爭對手獲得強大AI能力[4] 。Anthropic公司的政策文件則更加直接，明確支持美國加強先進計算芯片出口限制，並認為先進AI具有重大的國家安全意義[5] 。阿莫代伊在9月發佈的《必須調控前沿AI的發展節奏》一文中再次提出，“民主國家能夠放慢前沿AI發展的程度取決於其相對於中國等國家保持的領先程度”，因此“要通過芯片出口管制、防止未經授權蒸餾和模型權重流失，維持美國及盟友相對於中國的領先” [6]。由此可見，在國家安全派看來，限制中國獲得前沿AI能力不僅是維護美國商業和軍事優勢，也是決定未來技術將服務於何種政治制度和國際秩序的問題。
三、技術加速邏輯：讓美國跑得更快
技術加速邏輯在思想上受到硅谷近年來興起的科技樂觀主義和“有效加速主義”以及更廣泛的反監管創新思想的影響，從更廣泛的技術哲學出發，認為技術進步本身能夠解決經濟增長、能源短缺、疾病、教育和生產率等問題。技術加速派認為，美國贏得對華AI競爭的主要辦法是跑得更快，可通過減少監管、釋放私人資本、擴建數據中心和能源基礎設施、加快模型和應用創新來實現。其代表人物包括白宮人工智能事務負責人戴維·薩克斯、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以及硅谷部分投資機構和初創企業。
安德里森及其創辦的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風險投資公司（簡稱a16z）是科技樂觀主義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之一。他將技術發展視為擺脫長期經濟停滯、擴大社會財富和提升國家能力的根本手段。a16z近年來圍繞“美國活力”“技術樂觀主義”和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持續塑造一種敘事：對人工智能最大的風險不是發展過快，而是發展太慢。這一思潮在硅谷創業者、風險投資者和部分年輕技術人員中具有較大影響。其支持者通常反對暫停訓練、嚴格許可、預防性禁止和過早建立國際約束，認為監管者往往高估未知風險，卻低估延遲創新造成的機會成本。
技術加速派認同美國需要與中國競爭，但認為贏得競爭依賴美國企業規模、創新能力、全球市場和開發者生態。在出口管制方面，這一派認為，供應鏈割裂、市場縮小和人才流動受限會降低創新速度，並迫使競爭對手建設獨立生態，從而削弱自身優勢。例如薩克斯曾在公開發言中表示，他並不反對限制中國獲得美國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但反對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建立覆蓋全球的廣泛管制體系。他認為，美國贏得技術競爭不僅需要保護最前沿能力，更需要“建立最大的技術生態系統”。在他看來，技術擴散本身就是競爭手段，“擴散就是贏得競爭的方式”；如果美國因防範技術流向中國而同時限制盟友和夥伴獲得美國技術，反而可能將這些國家推向中國，擴大中國技術生態[7] 。
近期，技術加速邏輯開始受到“發展節奏調控”和“放緩/暫停人工智能發展”主張的直接挑戰。面對這一變化，以薩克斯、阿德里森為代表的技術加速派開始更加強調減速本身可能產生的機會成本和戰略風險。薩克斯甚至在訪談中明確表示，美國“不能簡單地把一切都放慢，因為這並不會讓中國也慢下來”。技術加速派更多強調，如果美國單方面限制前沿能力發展，而中國等競爭者繼續推進技術進步，美國不僅可能失去技術領先，也可能削弱其塑造未來人工智能技術體系和國際規則的能力。
四、開放生態邏輯：讓世界運行在美國技術之上
開放生態邏輯並不否認中美人工智能競爭，但認為決定長期勝負的是誰的芯片、雲平台、軟件工具、模型接口和開發標準能夠成為全球基礎設施。通過擴大美國人工智能技術棧的全球採用，可以形成規模效應、網絡效應和生態依賴，並將技術領先轉化為更加持久的結構性競爭優勢。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派內部對於開放的地理和技術邊界存在明顯分歧。一種為“全球開放型”，反對因安全考慮而過度限制技術、市場和人才流動，主張儘可能保持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技術生態聯繫，代表性聲音包括英偉達、Meta以及微軟等依賴全球開發者、雲服務和軟件生態的企業。另一種為“選擇開放型”，主張在國家安全約束下實行選擇性開放，限制戰略競爭對手獲得關鍵前沿能力，同時積極推動美國人工智能技術棧向“可信任”的國家和地區擴散。
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是“全球開放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2026年7月，面對美國國內要求限制中國開源模型的聲音，他公開表示，優秀的開放模型應當被吸收和使用，而不是簡單禁止[8] 。9月，在接受《紐約時報》Ezra Klein 訪談時，他表達了自己一貫的觀點，即限制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也可能損害美國芯片產業、開放模型生態，並尖銳提問，“我們究竟是在阻止他們（中國）的產業獲得芯片，還是在剝奪我們美國自己在市場中參與競爭的機會？” [9]Meta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同樣反對美國政府禁止中國人工智能模型，認為這並不是提升美國競爭力的有效辦法[10] 。7月24日，微軟與Meta、NVIDIA、AMD、Amazon、Google、IBM、Hugging Face、Mistral等大量企業和機構共同簽署了題為《開放權重和美國AI領導力》“的公開信，指出“美國的AI領導力不取決於某一個前沿AI模型，而是取決於美國能否構建一個強大、開放且能夠擴散至每一個領域的AI生態系統”。
“選擇開放型”則在美國AI政策工具層面集中體現。2025年10月，美國商務部正式啟動的“美國人工智能出口計劃”，組織企業聯合提供覆蓋算力基礎設施、數據、模型、網絡安全和行業應用的“全棧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並通過政府外交推介、出口許可、聯邦融資和跨部門協調支持美國人工智能技術進入海外市場。這類“開放”邏輯並非單純追求技術自由流動，而具有明顯的戰略擴散屬性，一方面限制戰略競爭對手獲得先進芯片、算力和前沿模型能力，另一方面通過政府支持擴大美國人工智能技術棧在全球市場的覆蓋範圍，使更多國家的算力基礎設施、模型和應用建立在美國技術生態之上。
五、如何贏得競爭：三種邏輯的動態組合
這幾種邏輯並不對應涇渭分明的陣營或利益集團。同一個企業或人物可能同時體現兩種甚至三種邏輯。例如，英偉達希望保持美國芯片領先，支持擴大美國本土人工智能基礎設施，但反對輕易放棄中國市場；Meta既以開放生態挑戰閉源模型企業，也以中美競爭為由反對嚴格監管；OpenAI和Anthropic既希望美國加快建設算力和能源，又主張對高能力模型實施更嚴格的安全控制；克拉齊奧斯將美國科技戰略概括為“推廣和保護”（promotion and protection），強調既要通過創新和全球擴散擴大美國優勢，又要通過出口管制和技術保護防止競爭對手縮小差距，這裡同時呈現出開放生態邏輯和國家安全邏輯。由此可見，美國人工智能政策的形成，不應被簡單理解為政府制定戰略、企業統一執行，而更像是國家安全機構、國會、頭部企業、雲服務商、芯片公司和風險資本共同參與的一場持續博弈，上述不同邏輯在具體政策議題上競爭、妥協與重新組合，共同塑造特朗普政府的對華AI戰略。
2026年以來，AI的快速發展以及AI安全事件的頻繁發生，使得幾個邏輯之間的權重比例不斷發生變化。4月，Mythos所展示的自主網絡攻擊能力推動國家安全邏輯上升；7月，中國開源模型Kimi K3的發佈推動技術加速主義力量佔據上風；此後，一系列圍繞AI安全事件的討論暴露出安全治理與戰略競爭之間的內在張力，而特朗普政府關於“超級智能”敘事則進一步強化技術加速與競爭優先邏輯。當前，關於減緩AI發展速度的爭論也集中體現幾大邏輯之間的博弈，國家安全派認為，AI能力增長威脅國家安全，確實需要減速；技術加速派擔心美國單方面減速，強調減速本身可能產生的機會成本和戰略風險；競爭優先派最後提出重要約束：不能因為減緩發展失去對華領先。
總體來看，特朗普政府AI政策並不會在“加速”還是“安全”，“開放”還是“限制”之間做選擇，而是在“保持美國領先”這一相對穩定的主導目標下，三種次級邏輯隨着技術和競爭環境變化不斷重新排序和組合。在高端芯片、超大規模算力、軍事應用和高風險模型能力上，國家安全邏輯可能佔據主導；在雲服務、開發工具、企業應用和全球技術標準上，開放生態邏輯仍會要求保留市場；在美國國內監管問題上，技術加速邏輯將繼續推動放鬆限制；而一旦中國模型在某個領域快速縮小差距，國家安全派和美國頭部企業又可能形成臨時聯盟，要求調查蒸餾、限制模型准入或強化技術保護。
因此，在競爭優先邏輯的主導下，美國對華人工智能戰略同時具有“限制中國”和“擴大美國”兩條主線。一條試圖控制中國獲得前沿能力的速度，另一條試圖讓美國芯片、模型、雲服務和技術標準佔據更大的全球市場。這兩條主線有時相互補充，有時也會發生衝突。過度限制中國可能減少美國企業收入，削弱其研發投入和生態影響力；過度開放則可能加快能力擴散，削弱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美國政策的真正難題，正是在技術護城河與全球生態之間尋找平衡。
對中國而言，真正需要判斷的，不只是美國是否會繼續遏制中國，是否繼續同中國競爭，而是在不同技術領域和不同政策階段，究竟是哪一種邏輯佔據上風。只有理解美國國內產業利益、國家安全與技術思想之間的動態關係，才能更準確地研判美國對華人工智能政策的方向，並為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尋找仍然存在的市場、治理與國際合作空間。
[1]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7/white-house-unveils-americas-ai-action-plan/
[2]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5/07/white-house-unveils-americas-ai-action-plan/
[3]https://www.commerce.gov/node/7255
[4]https://darioamodei.com/essay/machines-of-loving-grace
[5]https://www.anthropic.com/news/anthropic-recommendations-for-the-ai-diffusion-rule
[6]https://wemustpacethefrontier.com/
[7]https://x.com/DavidSacks/status/1933178287712248276
[8]https://www.axios.com/2026/07/23/axios-interview-jensen-huang-is-ais-anti-doom-evangelist
[9]https://andrewmaynard.net/late-lessons-ai-sept-2026/sources/transcript-klein-huang-2026-09-23.html
[10]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metas-zuckerberg-says-us-should-not-block-chinese-ai-models-ft-reports-2026-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