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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9月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夫人彭麗媛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及其夫人梅拉尼婭·特朗普共進下午茶。（照片：新華社） |
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 2026 年 5 月和 9 月舉行的兩場峰會，成功重塑了中美關係大廈中可喻為 “天花板” 與 “地板” 的架構。所謂 “天花板”，指兩國領導人之間融洽的個人關係。自 1972 年尼克松與毛澤東實現關係破冰以來，中美關係發展史反覆證明，領導人的親自參與和對雙邊關係的投入，對於最大限度減少緊張局勢，最大限度拓展良性互動至關重要。而所謂 “地板”，是指兩國領導人共同努力，構建 “基於相互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為過去十年劇烈波動、持續惡化的中美關係築牢根基。
現在，某種程度上說，真正的困難已擺在眼前，那就是重築中美關係這座大廈的 “牆體”。任何建築僅有地基與頂層都無法屹立，必須依靠牆體連接上下，來支撐整座建築。這裡的牆體，指的就是各類雙邊制度與機制，它們覆蓋眾多政府部門與議題範疇，為兩國政府提供渠道，用以直接對話、管控分歧，並在力所能及的領域開展合作。遺憾的是，當前兩國政府及安全機構之間幾乎不存在具備實質意義的制度化溝通渠道，這也使得雙邊關係本質上依舊不穩定。
政府間的制度化安排，曾是美國所謂 “接觸政策” 的核心組成部分（該政策其餘內容大多由民間交流構成）。奧巴馬政府末期，兩國搭建了近百個這類雙邊溝通渠道，其中最知名的便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然而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在 2017 年將這些機制壓縮至僅剩兩個，到 2020 年也只增加了兩個。拜登政府時期則保留了六個正式機制，包括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國務委員王毅的溝通渠道、金融工作組、經濟工作組、禁毒工作組、人工智能治理與安全對話機制，以及若干兩軍溝通渠道。本屆特朗普政府對於重建這類正式的機制化渠道態度十分勉強，不過，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仍在今年 5 月北京峰會上同意設立貿易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並在最近的華盛頓峰會上設立了一個 “超級智能” （SI）對話機制。
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意恢復並重建往屆政府時期的跨部門機制，這一點確實存疑。畢竟，本屆政府的整體外交政策帶有濃厚的交易屬性，並且高度以特朗普總統個人為核心。除經貿往來，或許再加上學生交流之外，尚無明顯跡象表明特朗普總統希望恢復過去那種全面的對華 “接觸” 關係（正如我在新作《終結接觸》中所述，那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如今，兩國政府都已在很大程度上將雙邊關係 “安全化”，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彼此間的各類交流設置重重限制，而這種局面幾乎難以逆轉。
與之相關的是，過去十年間，兩國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司法體系，越來越多地將自身預算與機構使命建立在對抗對方的基礎之上。支撐所有雙邊政府機構運轉的財政資源，如今已被鎖定在競爭性的——甚至可以說是敵對性的——關係格局之中。
就此而言，習特二人近期的融洽互動，正是政治學經典“施動者-結構”範式的典型案例。也就是說，兩位領導人不僅通過發揮自身能動性，在兩次峰會中營造出友好氛圍，特朗普總統還通過行使總統權力，下令其政府採取若干特定措施，來避免激怒習主席，緩和與北京的關係。具體措施包括暫緩推進價值 140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方案、告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要在台灣問題上挑釁北京、完全不提所謂中國人權問題，並指示其政府不得公開發表可能激怒北京的言論，所有涉及中國的重大事項均須經他本人審批。
因此，重建中美關係的政府間架構，不只是要恢復（或新設）兩國政府間的跨部門對話與機制，還需要調整兩國各自內部結構性的機構使命，以及背後的財政資源。數十年政治學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形下，領導人能夠發揮其能動性，將個人意志施加於行政體系，但這種影響通常是暫時性的。更多時候，這類制度性架構被證明韌性更強、存續更久，在守護自身核心機構使命與資源的同時，抵制領導人的政策嘗試。即便雙方重啟兩國政府部門間交流，雙邊關係根深蒂固的全面競爭屬性仍會長期存在，因此這次新的緩和局面天生帶有內在不穩定性，是相當脆弱的。雙方理應重新審視、恢復並修訂那些美蘇在冷戰後期緩和階段成功搭建的各類機制，例如赫爾辛基進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等核軍控協議，以及各類外交與安全領域的建立信任措施。美蘇時代雖與當下不同，但這套機制的內在邏輯，對今天的中美關係仍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綜上，在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近兩場峰會之後，領導人層面及兩國政府之間已經建立了更為良好融洽的氛圍。這是好事，雙邊關係也因此變得更加穩定。但正如上文所述，重建兩國關係制度框架、管控雙方切實存在的分歧、緩解兩國固有的競爭狀態，這些艱巨工作要完成起來則困難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