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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到歐洲的B10電動汽車。（圖片來源：Leapmotor） |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布與歐盟就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這項協議標誌着中歐各國和產業界曠日持久的談判取得了歷史性成果，它反映了雙方貿易爭論的傾向，而這場爭論過去三年主導着世界第二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互動。
協議夯實了擬議中的歐洲對華汽車關稅改革，代之以有效的最低售價，即儘管中國大陸汽車製造商及其貿易合作夥伴無需向歐盟成員國直接繳納關稅，但向歐盟出口的汽車必須高於規定售價。
分析師們迅速發表了各種評估。雖然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短期內會受到衝擊，但這一干預也許有助於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兩敗俱傷的價格戰，進而提高它們的長期收益。
然而，正如我去年9月指出的，這些評論忽視了北京對讓步所持的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或許是不可想像的。它表明北京試圖進一步推進“反內卷”，且該舉措有着獨特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所謂“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政策深感不滿。反過來，受到批評的中國政府指責歐盟對中國資本設置歧視性“貿易和投資壁壘”。雙方都對對方將貿易武器化不滿。當然，這種感受是相互的。
然而，變革之風正自由吹拂，不僅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國與一些向來被視為美國堅定盟友的國家的關係亦如此。11月，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在首相佩德羅·桑切斯陪同下訪問北京。一個月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訪問了中國西南地區，受到熱烈歡迎。
歐盟宣布協議幾天後，加拿大領導人馬克·卡尼對北京進行了歷史性訪問，這是九年來首位在任總理訪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讚過去幾個月雙邊關係出現“好轉”，雙方都尋求放寬貿易和投資限制。政府官員稱此次會晤“有重大歷史意義”。卡尼強調，加拿大外交政策將重新定位於“新的世界秩序”，明確表達了渥太華對其南部鄰國反覆無常的哄騙和索求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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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農業與農業食品部部長希思·麥克唐納與中國海關總署署長孫梅君於2026年1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簽約儀式。 |
解讀中國的外聯努力
趨勢顯而易見。唐納德·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北京的技術型高官和政治家們一直積極尋求重建與全球北方國家的緊張關係，深化彼此間的聯繫，其中包括美國的長期合作夥伴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國家，甚至英國（儘管國內局勢混亂）。
中國領導人的這一戰略舉措基於這樣一種觀點：特朗普自私自利、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只會讓盟伴遠離美國，而在全球供應鏈斷裂和區域性重組背景下，中國將被視為更受歡迎、更穩定、更有能力的合作夥伴。
在很大程度上，北京的判斷和預測並非毫無道理。首先，越來越明顯的是，認為中國是唯一必須“去風險”的國家，這種假設根本站不住腳。2023年10月，我與塞巴斯蒂安·康蒂恩·特里略-菲格羅亞曾就這一觀點進行過爭論。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說明了特朗普政府的報復心，它一心支持歐洲極端保守、親MAGA的運動（甚至政客），並從文化和意識形態戰爭視角怪異地描述跨大西洋關係。華盛頓對歐洲商品徵收苛刻的關稅，加上在烏克蘭、格陵蘭等問題上一再推諉帶來不確定性，併產生間接影響，這些都加劇了歐洲決策者的焦慮。
另一方面，歐洲也逐漸意識到，忽視中國的潛力，並將“去風險”等同於對中國崛起的科技實力只做言辭犀利但缺少結構性協調的回應，是行不通的。過去十年，對中國經濟充滿冷嘲熱諷、近乎末世論的評估，讓許多西方觀察人士誇大了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不利因素（確實存在），而忽略了有利因素。
前者包括長期消費不足、房地產低迷，以及努力從“長新冠”中走出來的企業的收縮。而後者則蘊藏着許多希望和機遇，包括該國在先進制造業方面令人矚目的進步，以及為縮小城鄉差別和改善貧富不均而進行的努力。
因此，中國決策者正確地認識到，特朗普重返白宮是一個契機，專註於經濟穩定可能帶來外交政策紅利。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被淡化或漸行漸遠，市場准入和商業利益確實能起到拯救作用。
過於樂觀的危險
然而，中國領導人應當牢記，在地緣政治中，想當然是危險的。正如美國決策者將歐盟視為本質軟弱、充滿官僚主義亂象的無可救藥集團是傲慢自大，中國人若認為對華盛頓的反感和警惕會自動轉化為對中國的親近和開放，那也是錯誤的。
兩個關鍵障礙依然存在。第一個，是要解決大多數主要經濟體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中國在先進制造業領域的巨大優勢毋庸置疑，但全球許多新興和成熟市場的人們越來越擔心受到過度依賴中國和本國企業被技術更先進、成本更低的中國競爭對手取代的雙重打擊。歐洲和英語國家政府正努力應對民粹主義抬頭和企業對中國商品湧入國內市場的擔憂，它們肯定希望北京能有更清晰的表態和戰略同理心。
人民幣近期升值是一個積極步驟，表明中國領導層意識到，在其主要貿易夥伴中，一些心懷不滿的人已經並將繼續給中國製造負面輿論。然而，仍需採取更多措施。事實上，中國需要一個進口政策，需要制定一個全面、多方且動態的計劃，確保從貿易夥伴那裡進口更多商品，從而獲得美國政府常用的最大撬點之一：進入其龐大的市場。
第二個挑戰涉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儘管國會某些懷疑中國的聲音嚴重歪曲和誇大所謂的“2027最後期限”，目的是為其重點國防項目爭取額外資金，但圍繞台灣海峽持續不斷的猜測性焦慮和過度恐慌，是中國領導層必須正面應對的。唯如此，才能切實改善與大多數歐洲和英語國家的關係，並防止“去風險”擔憂阻礙其發展勢頭良好的經濟再接觸努力。
要以既堅持基本立場，又致力於通過實力（而非戰爭）保持威懾的方式做到這一點，需要北京方面具有極高的戰略敏銳度、戰術定力和溝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