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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宣布對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對等關稅”，世界輿論為之嘩然，美國幾大股指應聲下跌。特朗普本人顯然意識到政策出台將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但為實現製造業迴流和“讓美國再次偉大”，採取普征關稅的方式似乎是痛定思痛、歷經一番掙扎之後做出的斷腕之舉。然而，通過加增關稅的方式保護本國產業成長是工業化早期的思維，顯然難以適應現代複雜產業體系的發展需要。此種大規模國家試驗恐將造就一個更加混亂的世界、混亂的全球分工秩序和全球化哲學，而這一激進的改革舉措，將很快反噬特朗普政府新任期內的所有政績，其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將很快在中期選舉中反應出來，最終斷送短暫的改革。
美國工業化進程需要更加包容的國家哲學，需要採取更加明智的實踐路徑。
高關稅保護下的產業成長邏輯與現實挑戰
在全球工業化初始階段，因製造業產品種類相對單一，保護主義導向的政策舉措曾發揮催化產業成長的作用。通過提高關稅保護本國產業成長的做法，最初可追溯至美國建國初期。為應對來自歐洲的商品衝擊，美國首任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於1791年向美國國會遞交《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主張通過政府補貼、關稅保護等手段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由此成為世界保護主義的先驅。在隨後的100多年內，美國長期堅守保護主義傳統，直至成為世界製造業領導者。漢密爾頓思想還深刻影響德國民族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關於幼稚產業保護理論體系的形成。受關稅保護理論影響，後發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大多採取高關稅方式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全球多邊貿易框架內，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採取非對等稅率成為國際慣例。
特朗普政府此次普增關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歷史經驗的影響。一般認為，提高關稅有助於降低外部市場對國內生產的衝擊，並推動形成對本國市場的投資轉移。然而，這一傳統工業化時代的保護主義舉措很難適應當前全球產業發展形勢，其理想化的政策場景將直面諸多現實問題的挑戰。工業化初始階段，相關發展中國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導向的產業政策實現國內產業體系的建構，高關稅可以為產業成長提供時間緩衝，待發展趕超階段完成後，發展中國家大多會選擇開放市場參與世界經濟體系。這一政策實踐大多適用於處於發展追趕階段的經濟體，而美國的情況與此大相徑庭。美國進入後工業化發展階段後重新追求在基礎產業領域的工業化進程，但未有效處理好高關稅作為時間緩衝手段還是長久對外策略這一基本問題。美國發展階段與產業政策之間的關係倒置，進一步預示了關稅政策的“短命性”。除非通過永久性高關稅方式將本國市場阻隔於世界市場體系之外，否則，美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互競逐的“平行工業化”發展悖論和成本困境中。
普增關稅下的美國產業成長悖論和社會風險
通過普增關稅方式實現再工業化進程難有政策上的可持續性。由於美國無法生產所有零部件和中間產品，關稅加增將直接傳導至生產製造環節，使得美國國內市場生產的製成品價格大增。該情形下，美國製造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只能囿於本土市場，從而出現“在美國、為美國”的發展局限。按照既有加增關稅方案，針對所有中間品的關稅加增將會以綜合加權的方式轉化為美國製造業成本，並在勞動力和其他制度性成本的乘數效應下進一步放大。普增關稅非但無法挽救美國日漸式微的製造業部門，還將斷送本已復蘇的美國製造業進程。
從企業生產成本和競爭優勢角度看，跨國公司出於避讓關稅需要而選擇在美國市場生產的政策有效性是存疑的。一方面，企業出於政治壓力，在充分利用美國政府優惠政策基礎上在美國設廠；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會儘可能將其他生產環節留在國際市場，以降低中間品進口形成的稅收成本壓力。製造企業有可能通過定價轉移等方式，以遠低於市場的定價向美國市場出口商品，再通過資本項對出口方進行資金轉移，以實現避稅目的。貿易企業亦可採取類似方式。因此，通過加增關稅實現投資轉移，僅會給美國帶來最後工序和環節在美國的“象徵性生產”。換言之，企業層面的策略調整可在很大程度上規避普增關稅的衝擊，以高關稅手段實現製造業迴流僅能起到象徵性作用。
此外，高通脹將是美國社會和經濟發展不能承受之重。近期，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發出警告，投資者愈加擔心美國經濟可能出現滯脹風險。導致這一格局主要是生產供給問題，加增關稅將進一步形成供給抑制。在美國國內尚未有效建立起健全的產業體系背景下，供給端抑制將進一步加大滯脹壓力。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出現滯脹後，美國政府推動減稅和去規制改革以改善供給關係，而當前加增關稅頗有反其道而行之意，這將加劇美國經濟的供給問題。與此同時，高關稅還將給居民生活和美國社會帶來更為複雜的影響。受疫情危機以來通脹累積效應影響，激進性關稅政策恐將引發複雜社會問題，進一步導致政黨政治極化和國內社會撕裂，成為社會危機的重要觸發點。
美國再工業化進程需要放寬胸襟和放下身段
美國從全球製造業領導者地位滑落已久，但迄今尚未擺脫領導者的傲慢，在接納外來投資者過程中充滿焦慮，常以安全化為名加以阻擾。美國應以史為鑒，敞開胸懷，放低身段，尋求可靠且有實力的合作夥伴。二戰後，美國曾憑一己之力幫助歐洲和日本修復工業化能力，歐洲國家亦以寬闊胸襟和對戰後和平的嚮往虛心接納“馬歇爾計劃”在本國的推行。時至今日，美國在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去工業化進程後，理應以更加寬廣的胸懷接納而非排斥“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企業投資者，讓“馬克思”和“馬歇爾”能夠在一個特殊的時空環境下相遇相處，為世界大國相融發展開闢更大的想像空間。中國企業似乎早已做好大規模投資美國的“新馬歇爾計劃”，中國的相關產業甚至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成體系成建制地進入美國市場。
從對美戰略角度，中國政策層更傾向於看到企業界致力於中美產能平衡的努力。針對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競爭，幾項關鍵領域的產業和產能合作將有助於在最短時間內改善美國步履蹣跚的工業化進程。設想比亞迪、小米等生產製造業巨頭將生產線搬至美國，甚至可以在特朗普任期結束前，實現特定產業領域的增長。中國在其他“新三樣”領域、鋼鐵和造船等傳統製造業領域也毫不吝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產業規模化出海，全球南方國家現代化進程如火如荼地開展。美方應該意識到“下一個中國”的衝擊，從未來全球其他地區產業成長和潛在競爭角度思考自身發展問題，否則，即便關稅名單拉得再長，也終將無濟於事。大國之間可以做更大的交易，美國是時候放下身段，重新思考理想和現實問題，尋求可靠且有實力的合作夥伴，以貿易和產業層面的深度合作實現產能關係重構，尋求大國關係中長期相處之道，共築中美和合的中長期經濟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