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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任僅80餘天，在“美國優先”旗號下，其內政外交就“倒行逆施”，對內搞得政府翻天覆地，多地爆發抗議示威，對外宣布國家緊急狀態，打響全球貿易戰。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特朗普開啟的不是復興之路，而是衰退之途。
“內外出擊”
特朗普政府剛上台，即收緊移民政策，實行邊境軍事化，大規模驅趕非法移民。世界首富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大力推行政府“瘦身”計劃，精減機構和人員，特別是“炮轟”美國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等具有美國特色的機構，在聯邦僱員中裁減了超過20萬個崗位，稱將節省一萬億美元政府開支。特朗普還對“深層政府”宣戰。對此，國際輿論議論紛紛，美國社會反應強烈。
同時，特朗普公然要對外開疆擴土，想得到格陵蘭島主權、巴拿馬運河管理權，讓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4月2日，特朗普更宣布對全球貿易夥伴設立10%最低基準關稅。對60多個有貿易逆差的夥伴加征更高關稅，其中中國為34%。美國以“對等關稅”為名，行“強取豪奪”之實，此舉向世界貿易體系投下“核彈”，重擊全球經濟，引爆貿易戰，遭致全世界的譴責。
特朗普新政府延續單邊主義對外政策，減少國際義務責任。他在上一任期就退出《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12個國際組織和條約，現今還要“二次退群”，並威脅要退出北約和聯合國等。
上述完全無視國際規約的做法令國際秩序遭到嚴重衝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被擾亂，對國際社會產生了顛覆性影響，破壞性極大。
加重對華打壓
特朗普重返白宮，積極推行孤立主義，同時加快向印太地區的戰略轉移。特朗普2.0延續美國兩黨一致的對華認知，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對華極限施壓、全面遏制。除了與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相互繼承”，特朗普新政府還擴大了其第一任期的對華政策。美國《臨時國家國防戰略指導意見》視中國為美國的“唯一威脅”，強調中國是“首要和唯一的關注重點”。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說，中國仍對美國構成最大的軍事和網絡威脅。
特朗普在上個任期開打對華貿易戰，第二任期伊始依然擺出打貿易戰的架勢。今年2月兩次對華加征10%關稅，稅率達20%，4月2日對中國進口貨品再加征34%關稅，稅率累計達54%，加上之前的13%平均稅率，實際平均稅率為67%，中國成為被美國關稅大棒打得最重的國家。另外，美國政府2月還公布《美國優先投資法案》，限制中美雙向投資，並發起對中國的“港口戰”，對華進行“海事物流造船的301調查”，威脅對抵達美國港口的中國船隻和懸掛中國國旗的船隻每次收繳150萬美元。
中美科技戰始終貫穿兩國戰略競爭，也是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重要手段。特朗普上任第四天就發佈行政令，要求在180天內製定“AI行動計劃”，矛頭指向中國。美國在對華科技戰略上已從“小院高牆”發展到“大院高牆”，要與中國全脫鉤。特朗普上屆政府就把數百家中國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今年3月又將50餘家中企列入“實體清單”。美國還限制AI等高科技向中國出口，同時堅持“人才脫鉤”政策，收緊對中國科技人員的簽證發放，限制中國學者參與美國高科技項目。
台灣問題上，儘管特朗普本人談的不多，且傾向於把台灣視作“交易籌碼”，但其團隊都持強硬立場。國務卿魯比奧等鷹派頻頻發表干涉台灣統一的言論，主張強化“台灣牌”以威懾中國。更有甚者，美國防部長赫格賽思簽署國防部文件，首次稱阻止中國對台軍事行動為美國軍事戰略的首要任務。
特朗普今年來曾發表過一些“對華友好”言論，稱同中國領導人“關係很好”，尤其說“中美合作可以解決世界上很多問題”。在中美元首1月17日通話後，王毅外長同國務卿魯比奧也進行了電話會談。但實際上，兩國關係一直非常脆弱，不確定性極大。美國4月2日打響全球貿易戰後，中美關係急劇惡化，對抗加劇。
謀定而動
面對特朗普的“狂人外交”及不斷發展變化的形勢，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首先，要謹慎處置中美歐三角關係。特朗普再次上台後歐美關係生變，美國甚至表現出對歐洲的鄙視和厭惡，為此歐洲的戰略焦慮越來越重，有歐洲領導人表示希望“有機會與中國接觸並深化雙邊關係，擴大貿易和投資關係”。中方始終高度重視中歐關係，也願同歐洲加強各領域的對話合作，特別雙方經貿合作。然而要看到，美歐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仍是一致的，這對推動中歐戰略合作會有一定掣肘。
其次，特朗普對俄烏戰爭的態度表明美俄正在走近，雙方關係趨緩。美俄接觸會影響中美關係，美國精英更希望通過分裂中俄進而實現“聯俄制中”。但是，中國會根據自身國家利益參與大國關係的塑造，中俄關係正保持高水平發展，各領域務實合作持續深化，美國的“反向尼克松”圖謀很難實現。總之，在中美歐和中美俄的兩對三角關係上，中國必須冷靜觀察，謀定而動。
至於中美關係，在戰略上要放棄幻想敢於鬥爭，在戰術上要靈活應對。挑戰與機會並存，特朗普政府推行單邊主義，不再承擔國際義務責任，雖然這會加劇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但在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推動多邊貿易和拓展國際市場方面，這可能是我們的機會。美國實行“對等關稅”，從長遠看，也許會為我們掌握重構國際貿易規則主動權、深化區域合作提供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