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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左至右）2025 年 2 月 24 日，瑞典首相烏爾夫·克里斯特松、挪威首相約納斯·加爾·斯托雷、愛沙尼亞總理克里斯滕·米哈爾、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和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塔布從烏克蘭基輔人民國家紀念館前走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第一夫人葉蓮娜·澤連斯卡婭在基輔人民國家紀念館附近悼念烏克蘭陣亡將士，抵達烏克蘭的 13 位外國領導人也出席了儀式。隨後舉行的會議討論了和平與安全保障問題。（攝影：烏克蘭外交部愛德華·克里扎尼夫斯基） |
“我最擔心歐洲面臨的威脅不是俄羅斯，不是中國，也不是任何其他外部勢力。我擔心的是來自歐洲內部的威脅。”
在擠滿歐洲外交官、官僚和政客的房間里，美國副總統萬斯的此番言論讓人們震驚。畢竟，這是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會場，在日益敵對、分裂和混亂的國際環境里，許多人將其視為歐洲安全的最後思想堡壘和中心。在歐盟內部傳統的跨大西洋主義集團里，許多人都對特朗普政府在烏克蘭戰爭中奉行其外交政策和非常規立場的速度之快感到吃驚。帶着恐懼和內心的憤怒，一些歐洲政治和政策精英開始認識到，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標誌着美歐關係的劃時代轉變。這一次，情況不一樣了。
萬斯此次露面是在最近幾周美俄兩輪高層會談之間，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美俄高層會談基本暫停。第一輪會談於2月12日舉行，特朗普總統與普京總統討論了一系列議題，包括烏克蘭戰爭、人工智能和能源，以及美元作為全球主導貨幣的地位。會談結束時，特朗普宣布將立即開始談判以結束戰爭，他的言辭透露出他的願望：成為結束這場曠日持久、長達三年衝突的“和平斡旋者”。
第二場會談是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與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的會晤。特朗普的親信顧問兼密友史蒂夫·維特科夫主導着“大交易”的宏偉戰略，而魯比奧和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沃爾茲則開始捍衛幾年前他們都不會公開支持的立場，包括烏克蘭必須接受領土損失以換取和平、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不可能的、俄羅斯據稱有正當理由對烏克蘭領土發動攻擊。名義上的權力會帶來多大的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歐盟必須捍衛其戰略自主權，但這會是什麼樣子呢？
這兩次會談烏克蘭均未參加，歐盟亦是如此。
鑒於特朗普政府明顯反對在不符合自身狹隘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歐盟在戰爭問題上無疑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歐盟仍然堅定地認為俄羅斯絕不能“獲勝”。“獲勝”的定義較寬泛，涵蓋一系列結果，包括越來越不可能的俄羅斯全面失敗、俄羅斯軍隊被趕出烏克蘭、烏克蘭收復工業發達的扎波羅熱和赫爾松，以及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初步路線圖。這些定義不一定具有政治可行性，但似乎反映了歐洲安全機構的初步共識。
另一方面，歐洲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持續支持烏克蘭抵禦入侵，仍是值得懷疑的問題。預算削減、軍事工業空心化以及長期的傲慢自大，使得歐洲國家基本上無法獨自維持家門口的軍火密集型戰爭。波蘭等個別國家已開始在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邊境上大規模整合國防基礎設施，希望以此形成有效威懾。但是，問題的根本癥結顯而易見，正如德拉吉的報告強調的那樣，歐盟在決定未來增長的新興技術方面實力薄弱，並陷入了結構性的增長疲軟。
法國總統馬克龍一再提倡歐洲擁有“戰略自主權”。定義這個概念就像毫髮無損地跳過火圈一樣簡單。戰略自主權的最佳解釋，是各個主權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不受一個或多個外部力量的決定性或壓倒性控制的情況下追求本國人民利益的能力。換句話說，自主權必須始終以利益為基礎，而利益又體現為多種形式，包括經濟、領土、軍事、安全、金融、戰略、技術或者有象徵意義的話語概念。
長期以來，馬克龍的主張遭到那些認為歐洲地緣政治的前途必須與美國結盟人士的譏諷，因為美國是一個名義上自由公正、致力於推進國際民主的國家。然而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它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美國也正變得越來越狹隘內向、一心希望以犧牲長期夥伴關係為代價獲取短期利益。歐洲應該意識到，需要同時降低對華和對美關係的風險，而不是只關注前者。
歐洲為維護核心利益必須採取三項措施。
歐洲的出路在哪裡？我沒有完整答案，但總體戰略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緩和衝突、關係多樣化和發展。
首先，歐盟必須以務實方式緩和目前的烏克蘭衝突，開闢一條快速的和平之路。現在，歐洲國家應該共同重申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和底線，但在此之前，它們必須通過審議和談判，在政治可行性的前提下，弄清楚這些核心紅線是什麼。特朗普政府和克里姆林宮都認為歐洲軟弱、分裂，因此不值得在談判中被認真對待。歐洲領導人參與談判時，必須考慮終止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同時防止烏克蘭飽受戰爭蹂躪地區的傷亡和軍事行動進一步加劇。像美國目前那樣不討價還價就屈服，後果將是毀滅性的。接受有條件的、優於美俄會談立場的有利妥協，即使不是最優方案，也不會帶來毀滅性結果。但是，這種緩和局勢的方式要實現，前提是歐洲國家元首展現出強有力的決心和領導力，以及烏克蘭政策和政治精英的協商，實際上，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並沒有任何磋商。
其次，歐盟應該在美國之外實現關係多元化。對美歐關係的樂觀信念一次又一次受到考驗，然而，過去兩周的變化和變革反映了歐洲早就應該意識到的問題。中國和印度都大肆宣稱自己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並與俄羅斯保持長期關係，而與充滿敵意且故意挑釁的特朗普政府相比，它們可能成為歐洲結束戰爭進程中更可靠的合作夥伴。涉及關係多元化問題的不止烏克蘭戰爭，尋求製造業合作和產能的歐洲企業，應該與中國和日本企業接觸，而不是築起高牆將它們拒之門外。尋求應對可再生能源轉型挑戰時，歐洲創新人士應利用中東的資本和東盟的人才。在赤裸裸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緣政治陰謀時代，歐盟不能再依賴美國作為穩定的合作夥伴。
第三，歐盟必須發展自己的工業和軍事能力。北約發展的關鍵，以及如果要保持其重要性，是日益“東移”，從美國轉向西歐，從西歐轉向直接面對俄羅斯火力的中歐和東歐。波蘭將成為北約日益重要的後勤和作戰中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則努力填補內向、右傾的德國和法國留下的真空。除了國防和安全之外，歐洲還應加強製造能力。然而，如果不努力解決過於嚴苛的勞動法、繁文縟節和官僚主義，這些努力可能徒勞無功，因為這些問題從根本上不利於快速變革，不利於對干擾生產的因素做出迅速反應。
這些觀點絕不是具體的政策建議，但是，希望它們成為歐盟制定和推進特朗普2.0時代政策的指導原則。如果歐盟希望獲得未來，就必須靠自己努力爭取，而不是寄希望於歷史的力量為它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