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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是歐洲最主要的安全論壇之一，也是跨大西洋國家進行國際安全形勢對錶和安全防務政策對齊的重要平台。會議議題的設置往往最能代表跨大西洋國家特別是歐洲精英階層的安全關切。
2023年，大語言模型的蓬勃發展和ChatGPT的橫空出世，使國際社會對人工智能（AI）發展可能給安全帶來的挑戰深感焦慮。剛剛結束的第60屆慕安會對AI問題高度重視，主論壇中有三場討論直接與新技術相關，還有20多場邊會和餐會與AI有關，占論壇活動總量的1/5以上，AI成為繼俄烏衝突、巴以衝突、供應鏈安全等議題後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
在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和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本屆慕安會明顯呈現出議題高度安全化的趨勢，從供應鏈安全到糧食安全，從氣候變化到難民危機，甚至關於教育、文化、科研的討論也往往被安全顧慮所吞噬。新興技術作為全球繁榮的重要驅動力，在此次會議中更是成為過度安全化的犧牲品。
各方高度擔心AI技術濫用帶來的風險。虛假信息給民主體制可能帶來的挑戰成為本次會議最大關切。在慕安會開幕當天，OpenAI發佈新型大模型Sora，可通過快速文本提示創建出60秒視頻，引發參會各方熱議。在感慨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專家的討論集中在圖像和視頻生成模型加劇虛假信息問題上。不少專家指出，2024年是大選年，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多億人口將參加投票，如果AI新技術生成的虛假信息被用於政治目的擾亂選舉，將動搖西方民主體制的基石。
同樣在慕安會開幕當天，20家AI相關行業公司在會上簽署自願協議，承諾打擊這一新技術生成欺騙性信息擾亂全球選舉。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軟、亞馬遜以及TikTok、X、Facebook等社交平台聯合做出具體承諾，包括合作開發相關開源工具，減少涉及選舉的欺騙性AI生成內容；設法檢測此類內容的在線傳播情況；推動教育活動，提高公眾防範意識和媒體素養，培養跨行業抵禦此類內容的能力等。但協議的公布似乎未能為相關討論注入信心，相反與會者質疑協議承諾不夠明確，且缺乏強制約束力，甚至還有歐洲與會者會上公開質疑大型AI企業的職業操守：“我們真的能夠相信這些非民選但擁有巨大技術權力的AI企業嗎？”
二是美歐在AI治理上努力對齊，但在很多問題上仍存在分歧。過去幾年，美歐通過成立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以及簽署經合組織數字服務稅協定等在數字技術領域加大協調。但同時，美歐在AI監管模式上仍存在較大差異，這次會議討論中，“美國模式”與“歐洲模式”的不同被反覆提及，歐盟擔心不受監管的數字技術將使歐洲公民面臨數據安全侵犯和有害內容，而美國則擔心可能的監管會對其科技行業造成影響。如何在跨大西洋兩岸尋求互惠互利的解決方案也是慕安會大量閉門討論和走廊對話中提到最多的內容之一。
在AI和新興技術領域，美國代表在慕安會上通過強調技術安全化的必要性極力拉攏歐洲，將制度競爭與技術競爭混為一談，強調美歐必須團結起來應對中國的競爭與挑戰。但能感覺出，美歐在這一問題上看法不盡相同。在題為“對齊跨大西洋技術聯盟”的討論中，圍繞筆者提出的“如何看待中國在全球AI治理中的作用，是否願意與中國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的問題，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瑪格麗特·維斯塔格表示，雖然歐盟在一些問題上與中國有分歧，但雙方仍應在這一領域展開對話合作，美方嘉賓帕蘭提爾技術公司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則認為，不應與中國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也不應向中國轉移任何技術。而圍繞是否應該向中國轉移技術，美歐嘉賓在台上開始激烈爭論。總部在荷蘭的恩智浦半導體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柯特·西弗斯（Kurt Siever）認為，還是要將民用技術與軍用技術區分開來，在民用技術上與中方加強合作，因為中國有着巨大的市場，而且中國也有不少先進的技術企業。亞歷克斯·卡普則強調，認為技術可以完全區分軍用和民用的想法太過天真，應當嚴格限制與中方的一切合作，確保安全。這一幕似曾相識，讓我不由回憶起在2021年的慕安會上，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極力勸說歐洲人為了維護歐洲的價值和安全不要選用華為5G。幾年過去了，美國雖然成功說服歐洲人不用中國的5G設備，但似乎並沒有給歐洲人提供更好的技術方案。
三是從地緣政治競爭角度聚焦人工智能技術風險的應對。會前發表的慕安會報告往往有引導會議討論方向、為會議定調的重要功能，今年報告在技術章節中專門指出，AI技術將成為未來幾十年決定地緣政治力量的關鍵因素，在整個科技領域，全球合作已讓位於地緣政治競爭。報告認為，中國和美國正在爭奪AI領域的主導權，強調隨着各國越來越多地利用技術來贏得對地緣政治對手的主導權，技術武器化的新趨勢對國際安全已經產生影響。
慕安會關於AI和新興技術的大量討論是閉門的，僅限受邀嘉賓，且基本沒有邀請中方代表參加。從筆者旁聽的幾場討論以及在不同場合與美歐專家的交流來看，美歐還是在用地緣政治競爭邏輯主導關於技術議題的討論，試圖通過政治手段來應對技術風險，例如用“民主專制之爭”來定義技術競爭，將全球技術版圖劃分為“敵我陣營”，用贏得競爭對手來獲得“小團體”的相對安全。在這一邏輯主導下，會議自然未能提出全球合作應對技術風險的積極建議，也未能就推進對技術風險的全球監管給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案。
筆者還觀察到，慕安會關於AI和新興技術討論都會邀請一位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參加，試圖用西方價值觀來影響全球南方國家與會代表。這些代表們在討論中往往小心應對，拒絕在數字“專制與民主之爭”中明確表態，並強調優先考慮國家和地區發展，而非基於價值觀的考量。例如肯雅前任外長蕾切爾·奧馬莫表示，南方國家更關注的是發展，以及誰能更好地在基礎設施建設、人員培訓和公共健康等領域支持和幫助自己國家，而不會關心是不是給某個國家貼上標籤。明顯感覺得出，全球南部的許多國家仍將數字發展置於地緣政治協調之上。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有着防務傳統的慕安會今年有不少分論壇聚焦AI在軍事領域的應用，例如演示AI技術在俄烏衝突中的應用，以及通過AI技術提高情報檢測效率和準確性的方法等。圍繞慕安會報告中提到的對AI武器系統的人為監督有限或根本沒有，以及對此類系統可能犯下的戰爭罪行問責等相關問題，會議尚還沒有展開有效的討論。
雖然慕安會報告一針見血地指出，技術領域地緣政治競爭邏輯的局限性顯而易見，在AI監管方面開展國際合作在道義上是必要的，世界各國必須與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尋找仍有可能開展正和科技合作的領域，但遺憾的是，作為跨大西洋及其“志同道合”國家之間溝通交流的重要平台，慕安會未能跳出“集團思維”和“聯盟思維”的束縛，而是將小集團的安全置於人類的共同安全之上，將技術問題政治化和武器化，劃分敵我，甚至不惜分裂世界，破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不安全。
正如美國歐亞集團主席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主持題為“受爭議的對抗：地緣政治和AI競爭”主論壇提到技術帶來的不確定性時指出的，“技術是自由流動的，科學研究需要共享和開源”。確實，知識沒有邊界，試圖用建牆、對抗、制裁方式來阻止技術的交流與合作只會增加隔閡和誤判，給世界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也無法解決新興技術給全球帶來的風險和挑戰。隨着AI技術的快速迭代和持續發展，世界各國不僅要在如何發展技術和如何監管技術中取得艱難平衡，同時也需要在不可避免的競爭和不可或缺的合作中找到平衡點。而在應對這些問題上，對話永遠要優於對抗，合作必將超越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