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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和中德兩國關係的重要性相比，德國總理朔爾茨11月4日的對華首訪太過遲緩，行程也很匆忙，但中德領導人之間的坦誠對話和深入交流還是體現出了雙邊關係中共識大於分歧、合作大於競爭的主流。在國際形勢更為複雜多變的背景下，中德之間的相向而行雖然未必能對中歐關係發揮立竿見影的帶動作用，但只要雙方能夠形成可持續的良性互動，中歐關係就有希望在大國博弈加劇和逆全球化的寒潮中迎來一個“暖冬”。
源於對大國博弈加劇和自身國際競爭力下降的憂慮，歐洲自2019年提出對華“三重定位”，試圖通過在內形成“一致聲音”，對外“硬化”軟實力手段，來掌握對華關係的主動權，藉此塑造其在大國博弈中“地緣政治玩家”的新身份。其結果是，中歐投資協定被歐盟單方面凍結，少數國家乘勢在台灣、香港及新疆問題上挑釁，讓中歐關係走上了一段顛簸之路。在雙方未就相互認知和相處模式達成共識的背景下，新冠疫情下的交流阻隔和烏克蘭危機中的立場分歧，又成為襲向中歐關係的兩股寒流，兩者相互交織疊加，對中歐關係產生了消極影響。一些歐洲國家天馬行空般將“疫情期間受制於中國的供應鏈”與“中國會效仿俄羅斯將經貿關係武器化”這兩個缺乏事實依據的想像連接起來，對華政治疑慮愈演愈烈，在對“供應鏈產業鏈安全”的過度敏感中表現出“減少對華依賴”的政策衝動。在美國式“民主對抗專制”的話術誘導下，一些歐洲國家開始強調與中國的“制度對抗”，並試圖推動歐盟形成“加大對華施壓”的統一立場，中歐之間的戰略互信經受了嚴峻考驗。
日益頑固的民粹化政治土壤、尖銳的內部矛盾和保守的政策傾向是歐洲在“對華強硬”表象下的底層邏輯和政治需要。近年來，歐洲對華髮出的猜疑和責難往往是先以民意或輿論的面目出現在一些國家的媒體上或議會中，進而形成對政府決策的壓力。在激烈的政治鬥爭背景下，一些國家的政府及少數政客為保住執政地位或謀取個人利益，刻意迴避對華關係的積極面與合作面，片面地以對華強硬甚至對抗姿態迎合所謂民意，形成了輿論曲解並利用民意施壓政府、政府為迎合民意採取錯誤政策導向進而助長民粹情緒的惡性循環。
但對中歐關係最有發言權並最應代表民意發聲的，是在不利的政治環境下保持強大韌性並持續增長的經貿合作。中德、中歐貿易及投資在疫情和衝突背景下均獲得了逆勢增長，隨同朔爾茨總理訪華的德國工商代表團就是雙方實現共同利益的參與者、受益者和見證者。現在歐洲應該嚴肅思考並深入討論的，不是要不要“減少對華依賴”或“加大對華施壓”，而是這樣做的後果究竟是促進還是損害了歐洲也倡導的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是增加還是減少了歐洲的經濟利益和民生福祉。如果跟着美國的節奏炒作“中國威脅”、鼓吹“脫鉤斷鏈”而輕易放棄對華合作，歐洲面臨的殘酷現實將是更多的內部分裂和利益損失。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要“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再次向世界釋放出積極信號。因此，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在現實面前開始意識到，如果一味在中歐之間做減法搞對抗，是與自身利益背道而馳，最終只能淪為美國的戰略棋子，並付出犧牲戰略自主的沉重代價。儘管目前美國在歐洲呼風喚雨的能量還不小，歐洲內部頑固保守的政治氣氛還很濃重，朔爾茨總理成功訪華後，還需要為在德國政府中保持客觀、務實和平衡的對華政策基調不斷努力，歐洲目前的分裂狀況也難以讓中德之間的良性互動在短期內產生巨大的示範效應，但中德之間的相向而行無疑是給當前一些仍沉迷於對抗思維的歐洲國家一針清醒劑，是給正經歷寒潮的中歐關係帶來的一股暖流。只要堅持促進共同利益，維護多邊主義的正確方向，中歐關係就有望通過開啟更多的高層互動、保持深入的各領域交流、推進更高質量的務實合作來增添更多暖意，安然過冬並儘早迎來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