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步入2026年，理性客觀的評估揭示出一個重大的戰略誤判：歐盟在對華關係中最大的挑戰完全是自身造成的。
布魯塞爾頻頻指責中國未能提供公平競爭環境，對歐洲企業設置市場准入壁壘。儘管跨境監管差異確實帶來運營挑戰，但硬數據卻道出全然不同的事實：歐盟在中國市場的停滯不前，根源在於自身產業競爭力逐漸下滑，而非中國的市場壁壘。
中歐經濟融合依然深入、強韌且互利。十多年來，中國始終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截至2023年雙邊貿易維持了歐盟約350萬個就業崗位。德國汽車製造商、法國奢侈品牌高度依賴中國市場。這是基於優勢互補的、深度交織的天然經濟夥伴關係。
然而，歐盟官員以其對華出口增速落後於中國經濟擴張為據，稱中方存在不公平行為。2018年至2025年間，歐盟對華出口額僅增長9%，同期中國GDP增長43%。更嚴重的是，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歐盟對華出口占其全球出口比重從2018年的11%降至2025年的8.3%，為15年來最低水平。
但細緻梳理貿易流向便能發現一個更尋常的事實：歐洲產品正在失去競爭優勢。2018年至2025年，歐盟在中國進口總額的佔比從13.7%萎縮至9.1%。2026年初，中國進口總額同比增長19.6%，而自歐盟進口增速僅為14.6%。
此外，一個更宏觀的趨勢已然顯現：據世貿組織統計，歐盟佔全球出口份額持續下降，從2018年的14.7%降至2025年的10.7%。
這種低迷絕非中國操控所至。在中國市場擴大的同時，歐洲出口商在其他國家更靈活、更有競爭力的對手面前節節敗退。證據表明，歐盟並非被隱形壁壘阻擋，而是在全球要求最高、最具活力的消費市場之一，於價格、創新和上市速度上被超越。
要解決這一問題，歐盟內部需要進行痛苦且必要的反思與創新，而不是對外指責。
 |
| 2026年4月16日，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左）與意大利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在北京商務部出席會議。 |
影響力外交的謬誤
布魯塞爾部分人士固執地認為，歐盟手握顯著的非對稱影響力，可採取強硬手段而無需承擔後果。從擬議中明顯針對關鍵領域中國技術的《網絡安全法案2.0》，到擴大使用制裁與反補貼調查，近期的監管行動無不體現了這種心態。然而，這種算計存在根本缺陷，它固守20世紀的權力思維，卻忽視了21世紀的全球相互依存。
中歐關係以複雜、深度相互依賴為特徵。歐盟是中國許多高附加值進口品（從機械到藥品）的關鍵供應方，中國則是綠色技術供應鏈的核心環節，是平抑通脹的平價消費品的來源，也是關鍵原材料的主要供應國。
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近期的報告指出，若歐盟在18個關鍵領域將中國供應商完全排除在外，未來五年歐盟將蒙受高達8400億歐元的損失。與此同時，歐洲央行估計，更大範圍的脫鉤可能使歐洲消費者每年增加2000億歐元成本。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Jens Eskelund）近期坦言：“中國的供應鏈要是被武器化，沒人確定歐洲還能不能生產牙膏。”
與此同時，在“地平線歐洲”計劃中，歐盟將中國排除在重點研究合作之外，這實在是自損行為。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清潔能源研究等領域，中國不僅是參與者，更是前沿創新的引領者。去年，在全球被引用最多的人工智能論文中，中國研究成果佔35.2%，歐盟為22.1%。在量子計算領域，中國研究人員已公開實現113個光子的操控，領先優勢明顯。為歐洲研究生態築起圍牆，只會讓歐洲科學家脫離前沿領域，被迫在舊數據和滯後的進程中工作。
在現實面前，市場已經通過資本投資做出選擇。去年，德國企業對華新增直接投資較上年激增約55%。據中國歐盟商會統計，2025年在華新設歐盟企業數量為撤離企業的兩倍以上。此外，約25%的在華歐企正將更多生產轉移至中國，這一比例是將生產轉移至其他地區企業的兩倍。顯然，深諳全球商業實踐的歐洲產業界對“脫鉤”這種政治工程興趣寥寥。
對本國經濟負責的成員國則更為務實。過去半年，法國、愛爾蘭、芬蘭、德國和西班牙等國領導人相繼訪華，以拓展雙邊關係。他們謀求實實在在的商業和外交收益，而不只是複述布魯塞爾的對抗性語言。
 |
| 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與國際合作部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於2026年4月16日至18日來華訪問。 |
從夥伴到對手
這一戰略失誤，原因是犯了外來地緣政治框架的根本性認知錯誤。歐盟用美國的對抗性視角看待雙邊關係，並在該框架下推行“去風險”，經濟相互依存本身反而被當作不可接受的脆弱性。歐盟主動將曾經的夥伴塑造成對手，2019年的“系統性對手”定位是一次措詞轉向，卻帶來深遠後果，它為官僚和政治機器提供借口，將互利的經貿往來曲解為國家安全威脅，並把每一筆中國投資都視為潛在的特洛伊木馬。
這種範式會自我應驗：一旦將中國定性為威脅，便會出台各類防禦性、限制性政策，而這必然引發對等反制，最終製造出自己所擔憂的對抗格局。
相比之下，中國的戰略立場明顯是連貫的。北京長期表態支持歐洲一體化和歐盟戰略自主，認為強大、統一的歐盟是多極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是制約單邊主義的必要存在，也是應對從氣候變化到公共衛生等全球挑戰的重要夥伴。中國對穩定繁榮歐洲的期望，源於一種務實的戰略認知：一個分裂、衰落、完全與華盛頓結盟的歐洲不符合任何一方的長遠利益，尤其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在這一考量中，歐盟是全球穩定拼圖中至關重要的一塊。
所以說，歐盟當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主動將一個複合型夥伴重新定義為系統性對手，布魯塞爾已播下不安全與緊張的種子，儘管它如今希望加以管控。這條路是一種政治選擇，而非經濟或戰略必然。若歐盟不再以零和安全視角審視中歐互動，其“去風險”議程中許多誇大的理由便會消失，從而可以清晰地聚焦於真正有限的風險，而非籠統脫鉤。
關鍵在於，部分歐洲國家政府仍抱有一種近乎懷舊的希望，期待2028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美國能回歸所謂跨大西洋關係和諧的“舊常態”。這是危險的幻想。
無論哪屆政府執政，美國的政策都會錨定“美國優先”原則。混亂的阿富汗撤軍、刻意排擠歐盟盟友的破壞性AUKUS協議、帶有明顯保護主義色彩的《通脹削減法案》補貼，都傳遞着同一個信號：華盛頓會毫不愧疚地優先考慮自身利益，任由盟友承擔後果。
將歐洲整體對華政策與美國主導的遏制戰略捆綁，並不會增強歐洲的主權，反而使其成為抵押品。這有可能讓歐洲淪為依賴性的經濟附庸，既受制於美國的保護主義，也與作為全球增長主引擎的亞洲脫節。
重塑認知
中歐在貿易、價值觀和地緣政治上的分歧是真實存在的，必須通過堅定的對話而非對抗來解決。將雙邊關係僅定義為戰略競爭，是歷史性誤判，將拖累歐洲經濟發展，削弱其應對全球共同挑戰的能力，最終有損它所追求的戰略自主。歐洲承受不起這種錯誤的選擇。既然創傷是自我施加的，那麼歸咎北京便無法使之癒合。
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歐洲的增長緊密相連。中國的多極化世界願景需要一個強大、獨立的歐盟，無休止的對抗只會導致雙輸。唯有理性務實的夥伴關係，才能讓歐洲守住安全、繁榮和真正的主權。明智之舉是坦誠溝通，而不是針鋒相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