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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佩雷斯晚年曾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大意是說，土地作為民族財富主要來源的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科學。領土可以被坦克佔領，但科學沒有國境線，一個國家增加自己的科學成就，無需從別人身上掠奪任何東西。他還說，當今地區動蕩的真正動因，與其說是文明的衝突，不如說是代際的衝突——老一輩人更看重土地，而新時代的財富增長來自知識，僅靠土地生存的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註定會感到孤獨。
佩雷斯說這番話的時候，大概是真心相信的。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以色列建設者，深知這個彈丸小國的生存之道不在於囤積沙漠，而在於把人的腦子激活。以色列在農業技術、網絡安全、軍工科技上的成就，的確印證了他的邏輯。以色列的人均風險投資額長期位居全球前列，“創業國度”的標籤也並非浪得虛名。
但佩雷斯去世於2016年，而2026年的中東，已經不再是他理想中的樣子。
大使的驚天言論
今年2月，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邁克·赫卡比在接受塔克·卡爾森採訪時，聊起了《聖經》中關於“亞伯拉罕後裔應許之地”的描述：那片土地，按某些詮釋，從尼羅河一直延伸到幼發拉底河。赫卡比被問到，如果以色列吞併敘利亞和黎巴嫩，是否合適？他沒有直接否認，而是說：“要是他們都拿下，我覺得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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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邁克·赫卡比接受塔克·卡爾森採訪。 |
此言一出，約旦、沙特、埃及、土耳其、阿聯酋、印尼、巴基斯坦以及巴勒斯坦方面聯合發表聲明，斥之為“危險的煽動性言論，嚴重違反國際法原則和聯合國憲章，對地區安全與穩定構成嚴重威脅”。美國使館隨後出面澄清，稱赫卡比的言論不代表美國政策立場。
但這番補救性聲明，終究掩蓋不住一個已經公開說出口的邏輯。赫卡比的言論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並非因為他代表美國政府，而恰恰因為他所描述的那種世界觀——以《聖經》文本為土地主張的依據，而現代國際法秩序是次要的——在今天的以色列政治主流中並不罕見。
這正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悖論。一個以科技立國、人均專利數量傲視全球的國家，為何在2025至2026年間，連續在多個方向上表現出強烈的領土擴張衝動？
緩衝區
先從黎巴嫩說起。2026年3月24日，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宣布，以色列國防軍將拆除黎巴嫩邊境村莊，並佔領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領土。在此之前，以色列軍隊已經炸毀了利塔尼河上的主要橋樑，將南黎巴嫩與黎巴嫩其餘部分的聯繫切斷。以色列方面將這一行動定性為建立“安全緩衝區”，但其實質，是以軍事佔領方式控制黎巴嫩約十分之一的國土。
這不是新衝突下的臨時措置。內塔尼亞胡在宣布擴大行動時明確表示，要“從根本上改變北部局勢”，並將此次行動定位為複製“加沙模式”也就是長期軍事佔領與管控。這意味着，以色列已經把對黎南部的控制，從臨時軍事打擊升級為一種預期中的長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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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展示特朗普簽署的正式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的公告。（圖源：新華社） |
加沙的情況則更為清晰。對於2023年10月以來的這場戰爭，以色列拖延停火談判，持續擴大緩衝區控制範圍，其政府內的極右翼部長公開主張重建加沙定居點。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建設在2024至2025年間加速推進，多處巴勒斯坦村莊居民遭到驅離，以色列已宣布將部分約旦河西岸土地登記為國家財產。戈蘭高地自2019年獲得特朗普政府承認以來，實際控制得到進一步鞏固，猶太移民定居計劃持續推進。
將所有這些放在一起，你很難說這只是一系列分散的安全考量。
“大衛走廊”
在敘利亞方向，以色列的戰略意圖引發了一個持續爭議的討論：所謂“大衛走廊”計劃究竟是否存在。
這一概念在以色列官方話語中從未得到承認，它更多流傳於中東政治觀察者和阿拉伯媒體之間，描述的是一種戰略圖景，即以戈蘭高地為起點，向北延伸穿越敘利亞南部的德魯茲地區，在敘利亞、約旦、伊拉克三國交界處形成戰略支點，並連接敘東北部的庫爾德控制區，最終在敘利亞境內形成一條縱貫南北的緩衝地帶。支持者認為，這一構想與猶太復國主義“邊緣戰略”一脈相承，即通過扶植地區少數族群，在敵對的阿拉伯世界中楔入結構性裂縫，來確保自身安全。批評者則認為，這不過是以色列藉機擴張領土影響力的事後合理化敘事。
讓這場爭論難以終結的，是以色列在敘利亞的實際行動。2025年7月，蘇韋達省爆發德魯茲武裝與貝都因部落的大規模衝突，敘政府軍介入後局勢急劇惡化，死亡人數最終逾千。以色列迅速以“保護德魯茲族群”為名發動空襲，不僅打擊了敘南部軍事目標，更罕見地直接轟炸了位於大馬士革市中心的敘利亞總參謀部。此後，以色列國防軍在敘利亞南部持續保持軍事存在，設立檢查站，修建戰壕，將實際控制線從戈蘭高地向北推進。2026年3月蘇韋達再度生變，以色列以相同理由再次出手。據《華盛頓郵報》援引以色列前官員的說法，以色列還曾秘密向德魯茲武裝空投步槍、彈藥和防彈衣，人道主義援助與武器同箱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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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走廊"計劃是以色列意在建立的一條從敘利亞南部和東部，延伸至約旦北部及伊拉克東部邊境的戰略通道。 |
然而，“保護德魯茲”的敘事本身經不起細究。以色列與敘利亞德魯茲的關係，並非單純的守護者與被守護者。以色列國內的德魯茲公民雖自1956年起被納入義務兵役體系，卻長期在公民權利上低人一等，2018年《猶太民族國家法》通過後矛盾公開化，大批德魯茲人上街抗議。敘利亞的德魯茲社群內部對以色列介入的態度同樣分裂，部分精神領袖明確拒絕接受以色列的“保護”，主張在敘利亞人內部解決問題。這種分裂折射出德魯茲人更根本的處境，事實上，被迫接受外部保護者的標籤，有時比威脅本身更難擺脫。
庫爾德牌同樣如此。以色列將庫爾德人視為“天然盟友”，但敘利亞庫爾德人背後有美國，伊拉克庫區有成熟的自治體系和石油收入，沒有哪支庫爾德武裝真正需要以色列為自己背書。已經有不少敘利亞人開始擔心，庫爾德人問題將使以色列進一步深入敘利亞北部領土。
所以，“大衛走廊”究竟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戰略計劃，還是一種被觀察者投射到以色列行動上的解釋框架，恐怕難有定論。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以色列正系統性地將軍事存在向敘利亞腹地延伸，而每一次延伸都附帶着邏輯自洽的人道主義理由。
領土執念的源頭
面對這些事實，一個問題難以迴避：是什麼在驅動這種執念？
以色列的支持者通常給出安全論。以色列國土狹小，最窄處不過十餘公里，長期處於敵對勢力包圍之中，對土地的控制等同於對生存空間的維護。從這個角度看，佔領南黎巴嫩是為了不讓真主黨的火箭彈打到海法，進入敘利亞是為了不讓伊朗的武器通道延伸到家門口。
這一解釋並非毫無道理，但它無法解釋全部。如果以色列真正奉行的是有限度的安全防禦，那麼其行動理應在威脅消除後停止，而非持續推進到對方腹地。加沙戰爭延宕至今，以色列政府內的強硬派持續阻撓停火協議；西岸定居點的擴張，始終沒有以“安全威脅消除”為終止條件；敘利亞南部行動的範圍與深度，早已超出任何合理的防禦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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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點。 |
更接近真相的，是以色列國內政治生態的深層轉變。自2009年以來，內塔尼亞胡主導的利庫德集團與極右翼勢力長期執政，將約旦河西岸的“猶大與撒瑪利亞”定義為不可分割的以色列地，將定居點擴張視為國家政策的核心組成部分，而非階段性的安全安排。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財政部長斯莫特里奇等人更公開主張吞併約旦河西岸全境，並向巴勒斯坦人施加足夠壓力使其自願離開。這一政治聯合體在2025至2026年的衝突中獲得了表達空間，即戰爭不僅是安全工具，也是實現領土目標的歷史機遇。
宗教因素同樣不容忽視。《聖經》中關於“應許之地”的描述，在今天以色列的宗教民族主義運動中已不是文學隱喻，而是政治行動綱領。赫卡比的言論之所以能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說出口，恰恰是因為這種思維在以色列-美國基督教福音派政治聯盟中已經有充分的土壤。土地在這套敘事體系中不是資源，也不是安全緩衝，而是神聖的天命歸屬，不可讓渡，也不必解釋。
俄羅斯的鏡鑒
在理解“領土執念”這個問題上，俄羅斯提供了另一個維度的參照。
俄羅斯是地球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約佔全球陸地面積的八分之一，橫跨十一個時區。即便如此，普京治下的俄羅斯仍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2024年將烏克蘭東部四州宣布納入俄羅斯版圖。一個早已不缺土地的國家，為何還要不惜代價地繼續佔地？
答案無法用簡單的資源邏輯解釋。烏克蘭東部固然有工業基礎和黑土地，但俄羅斯為此付出的代價早已超過其可能獲得的經濟收益。更深層的動因，是地緣焦慮與帝國記憶的交織。俄羅斯地處歐亞大平原，歷史上無險可守，從蒙古人到波蘭人到拿破崙再到希特拉，入侵幾乎總是從西方席捲而來，這種地緣創傷塑造了一種獨特的安全觀，那就是，只有不斷向外推進邊界，才能獲得防禦縱深，才能感到“安全”。與此同時，俄羅斯從沙俄到蘇聯的帝國敘事，給了一代代統治精英一種揮之不去的“大國自我”。失去烏克蘭，在普京的敘事體系中，是文明的縮水，是歷史的背叛，因此必須以領土的方式找回來。
不同之處在於，俄羅斯的領土執念是“大國擴張”，是用帝國的慣性向外延伸，而以色列的領土執念則更接近一種“小國求存”的極端形態，是把安全焦慮、宗教神話與民族主義情感疊加後，化為一種對物理空間的高度執着。但二者共享同一個底層邏輯：領土是終極的安全貨幣，任何技術進步都無法替代對土地本身的掌控。
佩雷斯所忽略的
佩雷斯的洞見在經濟層面並非沒有道理。以色列今天仍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科技經濟體，IMF估算其2026年人均GDP約6.9萬美元，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位居全球第三，英特爾、微軟、蘋果等四百餘家跨國科技巨頭在以色列設立了研發中心。戰爭衝擊之後，經濟韌性同樣顯而易見，2025年GDP增長3.1%，超過OECD平均水平，央行預測2026年增速將進一步加快至5%以上。
這些數字確實耀眼。但就像一棟外牆剛粉刷過的房子，真正的問題藏在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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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到2025年期間的以色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
第一個裂縫是人。據特拉維夫大學2025年底的研究，2023年至2024年間約9萬以色列人離開了這個國家，離境者中高學歷者佔比從2010年的46%躍升至60%。更能說明問題的另一組數字顯示，以色列科技公司在境外僱用的員工已超過境內，海外約44萬，國內約40萬。一位業內人士用“超級斯巴達”來描述這種狀態：在壓力下尚可運轉，但當最優秀的人每年要在預備役中服役兩百多天，整個創新生態系統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已經被提前劃定了上限。
第二個裂縫是朋友。以色列正在經歷系統性的國際孤立。目前最積極站在它身邊的除了美國，就是阿根廷。米萊今年4月第三次訪問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稱其為“除美國之外最好的夥伴”。但這種友誼的本質是個人政治熱情，巴西前總統博爾索納羅同樣是以色列的鐵杆支持者，他一下台，兩國關係迅速降溫。一個國家的外交基本盤，如果要靠等待別國出現“對的領導人”來維繫，本身就已經說明問題了。國際刑事法院已對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多個歐洲國家相繼承認巴勒斯坦國，阿拉伯世界正常化進程幾乎已經凍結。
這就是以色列今天面臨的真實處境。經濟數據在反彈，人才在流失，盟友在減少。以色列的科技優勢從根本上依賴兩樣東西，分別是頂尖的人和足夠開放的國際環境。持續的軍事擴張每向前推進一步，就在同時侵蝕這兩樣東西。用佩雷斯的框架來說，以色列正在用科技時代積累的財富，去支撐一種前科技時代的領土想像。這種支撐的代價不會立刻顯現在GDP數字中，卻會在未來某個時刻以人才斷層和國際孤立的方式一併呈現。
結語
基於上述分析，以及過去兩年半以色列對外軍事政策的巨大變化，我們基本可以斷定佩雷斯的預言已經失效。這不代表他對科技力量的判斷有誤，但說明他低估了恐懼的慣性。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期在“存亡威脅”的敘事中運轉，科技創新所帶來的開放性與合作邏輯，就很難壓過圍牆思維與領土控制所帶來的心理確定感。科技可以讓財富跨越國界，但它改變不了人們在夜裡反覆做的那個夢：擁有足夠多的土地，足夠厚的牆，足夠安全的家。
在這個意義上，土地幽靈比任何一代政治人物所預期的都更難消散。它不駐留在地圖上，而是駐留在民族記憶最深處的那道裂縫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