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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帶來了諸多教訓，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打破了美國全球霸權不容挑戰的神話。美以聯合侵略已持續一個多月，這場戰爭既未能改變伊朗政權——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戰爭幻想之一——也未能讓德黑蘭屈從於美國的條件。不僅如此，3月2日，伊朗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供應需經此運輸。儘管特朗普多次發出最後通牒，並急切呼籲盟伴派兵重開航道，但這條能源生命線始終處於封鎖狀態。考慮到伊朗已遭受數十年嚴厲制裁，其抵抗尤為引人注目。
挑戰美國軍力神話
儘管伊朗損失慘重，尤其是領導層遭暗殺、基礎設施被毀，但它也造成了非對稱打擊。美軍人員、戰機與設施均蒙受重大損失。伊朗的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加上各類事故，已造成至少13名美軍士兵死亡、3000多人受傷。伊朗聲稱對“亞伯拉罕·林肯”號航母發動了引人注目的岸基巡航導彈襲擊，迫使其改變位置，同時還鎖定了“傑拉爾德·R·福特”號航母。在美國官員給出種種解釋後，特朗普稱一艘航母遭“17個方向”攻擊，該艦“陷入困境”，人員“為保命而逃”。3月29日，美國官員證實，該航母已駛入克羅地亞港口進行損傷評估與維修，這實際上證實了其在戰鬥中受損。
美軍引以為傲、長期宣傳為近乎無敵的F-35戰機史上首次被擊中，被迫在戰區緊急迫降。此外，十餘架MQ-9“死神”無人機、三架F-15E“攻擊鷹”戰機在友軍誤擊中損毀，一架KC-135空中加油機在半空相撞事故中受損，包括卡塔爾烏代德基地AN/FPS-132早期預警雷達和海灣地區多處“薩德”反導系統部件在內的高價值雷達和防空裝備遭破壞。戰爭最初幾周，美軍裝備損失估計達19億至29億美元。另據報道，僅前兩周，伊朗對美軍在巴林、科威特、卡塔爾、伊拉克、沙特、阿聯酋與約旦基地發動的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就造成8億美元損失。
中東國家愈發意識到，美國的軍事存在非但不是安全保障，反而成為其遭受攻擊的原因。
伊朗還擊穿了以色列號稱堅不可摧的多層防禦與空中屏障，包括“鐵穹”系統。其搭載集束彈頭的導彈和無人機，以飽和或規避方式突破了這些防禦系統，擊中了迪莫納、阿拉德及特拉維夫地區等關鍵目標及其附近區域，引發以色列和國際媒體公開質疑“鐵穹”、“大衛投石索”和“箭”式反導系統在持續高密度火力打擊下的防禦極限。
美國納稅人的負擔
這場戰爭每天耗費美國納稅人約9億至15億美元，僅前六天總耗資就超113億美元。鑒於戰爭成本不斷攀升，特朗普政府向國會申請約2000億美元額外撥款，以維持作戰並補充耗盡的彈藥庫存。
這筆浪費性開支正值普通美國人持續面臨社會經濟壓力之際：年通脹率仍約為2.4%，而聯邦債務預計在2026年攀升至GDP的約126%，僅2025財年的利息支出就達1.22萬億美元。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24年美國貧困狀況》報告，10.6%的美國人（約36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無家可歸者升至創紀錄的77萬人，超4200萬人領取食品券，這凸顯了財政資源是多麼緊張。
美國對以色列遊說集團的屈從
這場戰爭還將“美國政策深受以色列遊說集團影響”的看法轉化為可驗證的現實。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在3月17日的辭職信中表示，伊朗“並未對我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並指出這場衝突是在以色列及其美國遊說集團的壓力下發動的。喬·肯特是特朗普任命的官員。
特朗普無意中透露，其猶太裔女婿賈里德·庫什納是促使他相信伊朗即將攻擊美國的顧問之一。《紐約時報》詳細披露，在特朗普的決策中，不是職業外交官的反饋，而是庫什納和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同為猶太裔，親以色列的房地產大亨，總統密友）發揮了核心作用。一個超級大國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的關鍵問題上，對不當的外部影響如此順從，這反映出它的極端脆弱性。
危險的宗教煽動
與以往美國官員隱晦利用宗教不同，本屆政府對此毫不掩飾。其官員以公開的宗教話術定義對伊朗的戰爭。基督教民族主義指揮官告訴士兵，這場衝突是神意的一部分，是一場“美國十字軍東征”，敦促士兵將自己視為預言的執行者。在五角大樓，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利用禮拜活動和聖經誦讀，將伊朗描繪為“上帝的敵人”之一，祈求“壓倒性的暴力”，並援引《詩篇》中有關追捕、摧毀惡人的經文。近200名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向“軍事宗教自由基金會”提交投訴，一群民主黨國會議員正式要求國防部代理監察長調查此類言論是否違反政教分離原則和軍事職業規範。
美國民眾渴望國家變革
美國民眾非但不支持改變伊朗政權，反而起身反抗特朗普違憲的政策。2026年3月28日，全美50個州近800萬美國人舉行抗議，反對特朗普日益威權與好戰的政策，反對對外戰爭與國內鎮壓。組織者稱這是第三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不要國王”行動日。
美以對伊朗的戰爭暴露了美國硬實力的局限，揭示出即便擁有壓倒性軍事力量，也難以輕易脅迫一個遭受制裁但堅韌的對手。不斷攀升的財政成本、以色列遊說集團對決策的顯著影響、宗教民族主義的抬頭，以及前所未有的國內抗議浪潮，均表明華盛頓最大的軟肋恰恰是其自身的政治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