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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代初以來，中美關係逐漸從審慎接觸轉向緊張較量。雙方逐步調整各自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僅僅將對方視為競爭者，而是界定為對自身核心價值、政治合法性及重大國家利益的首要威脅。這一演變不僅受到外部事件的推動，也源自國內政治誘因、官僚體系運作，以及雙方對脆弱性、衰落和地位問題的深層焦慮。兩國愈發強硬的相互威懾舉動已在國防、經濟、文化和外交領域引發越來越多的摩擦。最初的對沖行為已經固化為相互強化的戰略立場，這種立場將長期敵對視為政策制定的組織原則。
如果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都圍繞相互敵視來制定自身戰略，那麼這樣的世界勢必伴隨着軍備競賽、制度癱瘓及對氣候變化、傳染病大流行和金融動蕩等共同威脅的忽視。在這種環境中，衝突極易螺旋式升級並失控。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護機制，當前事態的發展軌跡很可能把兩國社會乃至整個國際體系鎖定在一種對抗受到管控、繁榮持續衰減、不安全感長期存在的困局中。在這種狀態下，競爭本身成為目的，其代價不僅落在華盛頓和北京身上，也會由整個世界共同承擔。
換言之，如果中美加劇競爭，並持續壓縮共同解決問題的空間，世界將變得更加失序、失衡和兇險。更何況，在相互猜忌和國內政治壓力的雙重驅動下，緊張局勢持續升級。當下的危險與其說出自蓄意的衝突，不如說源於意外的事件。比如2001年4月中美在海南島附近發生的撞機事件；又如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方迄今堅稱那是誤炸。倘若這類事件在今天的形勢下重演，其很可能引發一場戰爭甚至核戰爭。
然而，這一發展軌跡並非不可逆轉。未來幾個月，雙方在政治形勢變化、現實經濟需求以及戰略疲憊相互疊加之下，或許迎來一個難得的窗口期，為穩定雙邊關係及“再正常化”創造條件。當然，這樣的機會十分脆弱。作為長期觀察中美兩國的學者，我們親歷了近六十年來雙邊關係的起伏變化，也深知兩國關係中始終存在對抗的陰影。但我們同樣無法接受讓又一代人再度步入一場新冷戰。如果不及時採取深思熟慮的行動，慣性和競爭將佔據上風，從而顯著抬升爆發全球性對抗的風險。世界真正需要的，並非簡單回到中美交往的傳統方式，而是構建一種能把雙方從危險邊緣拉回的新型“正常化”關係。
深嵌敵意
目前，兩國都以最壞的預期來判斷對方。在華盛頓，中國通常被界定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技術優勢、經濟主導權及民主規範的首要和系統性挑戰者；而在北京，美國則被廣泛視為試圖遏制中國崛起、削弱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並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維持“美國優先”霸權地位的核心力量。這種相互認知不僅僅停留在話語層面，而是深度嵌入軍事規劃、同盟與夥伴關係架構、出口管制體系及公共外交行動，並實質性地將兩國鎖定在持續的猜疑和應激反應狀態中。即便是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好峰會，也難以扭轉這種困局。
這一現實的嚴重性及其後果已在軍事、經濟和外交等多個領域清晰顯現。例如，隨着核力量與常規力量的快速現代化，以及太空、網絡技術和人工智能賦能系統等新型作戰能力的擴展，軍事威懾已變得愈發複雜、難以預料且難以實現。這種複雜性將促使兩國通過擴充武庫規模、增加武器種類來對衝風險。一場急速升級的軍備競賽已然展開，為原本就高度緊張的局勢增添更多不確定性，也帶來愈發沉重的代價。與此同時，西太平洋地區海空相遇事件日益頻繁，中美兩軍之間已發生多次危險接近。因誤判、意外或危機升級而引發武裝衝突的風險已不再停留在理論層面。一旦發生，這將是兩個核大國、同時也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之間的戰爭。
在經濟層面，中美相互依存曾被視為雙邊關係中不可或缺的“壓艙石”，並對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065美元，美國為37133美元；到2023年，這一數字分別上升至12951美元和82769美元。在此期間，兩國的經濟地位都顯著提高，儘管各自內部的結構性失衡也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中國東北地區遭受失業問題的打擊，美國中西部地區亦面臨類似困境。
基於上述原因及近年來日益緊張的安全關係，中美逐漸將相互依存視為脆弱性的來源，並在實踐中將國家安全置於經濟考量之上。大規模出口管制、產業政策和供應鏈重組已經壓倒效率和增長議題，成為各自的優先事項。“脫鉤”“去風險”“自力更生”等表述所反映的是一種更為廣泛的現實，即兩國都願意承受巨大的經濟代價，以降低對彼此的依賴。中美關係的經濟支柱受到侵蝕，這不僅削弱了雙邊關係的穩定性，也加劇了全球市場的碎片化和不確定性。近期稀土貿易和高端芯片銷售領域的動蕩，正是其中兩個突出的例證。
在文化與外交層面，如今互不信任塑造着公共敘事和外交政策定位。雖然中國並不公布每年到訪的美國遊客人數，但普遍認為這一數字僅為疫情前水平的一小部分；如今在北京街頭，西方面孔確實減少許多。學術與科研合作日益受限，2024至2025年間，中國學生獲美國國務院簽發的F-1簽證數量下降了近27個百分點。兩國的學生、教師和研究人員都變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美國一些州正在通過立法限制與中國教育機構的合作，中國的教育工作者也坦言，國內基層官員出於避免擔責的考慮，普遍對於和美方人士發起新的學術合作項目持謹慎態度。隨着人文交流紐帶的持續磨損，兩國政府愈發傾向於從地緣政治和文明的維度來定義雙邊關係，從而將利害關係抬高到超越單純政策分歧的高度，也使任何妥協的提議在各自國內都無法被接受。
回顧歷史
此情此景，我們兩人都曾親眼目睹。我們都年近八旬，至今仍記得中美之間的敵意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切的感受，體現在戰爭、意識形態對立以及人們對核毀滅的恐懼之中。對這一代美國人而言，朝鮮戰爭是全民性的心理創傷。這場戰爭強化了中國和朝鮮作為美國交戰對手的形象。許多人失去了至親和朋友。根據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統計，超過五萬四千名美國人喪生。這場戰爭也確立了一種猜疑的政治文化，並在此後數十年持續影響着美國的教育、媒體和公共生活。在隨後爆發的越南戰爭中，美國又一次與中國和蘇聯的盟友交戰，延續了長期備戰的狀態。美國年輕人被迫直面大規模傷亡與道德迷茫。這場戰爭最終造成超過五萬八千名美國人死亡，其中許多人是被徵召入伍的。即便是那些未曾在這兩場戰爭中服役的人，也生活在冷戰戒備的規訓之下。他們在學校里反覆演練如何躲避核爆，並將“城市可能在幾分鐘內被徹底抹去”內化在認知中。
與之相對的中國同代人則經歷了更為劇烈的動蕩。朝鮮戰爭使新中國付出巨大的犧牲。上百萬士兵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半島作戰，國內重建急需的稀缺資源也被轉移至戰場。中國軍隊英勇作戰，超過十八萬陣亡，在多次戰鬥中擊敗美軍。但如今中國人同樣清楚，這場戰爭最終在開戰的三八線附近形成僵局。越南戰爭期間，中國在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等地間接與美國交戰，其代價同樣驚人。根據中國方面的披露，應河內方面的請求，中國曾以秘密方式，分批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和後勤部隊。1965年至1968年間，中國派遣至越南的軍人總數超過三十二萬。
深度重啟中美關係？
到20世紀70年代初，兩國領導人都已認識到，這種對立所付出的代價過於高昂。在周恩來和基辛格進行多次秘密接觸之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和美國總統理乍得·尼克松，於1972年啟動了自上而下的雙邊關係修復進程。由於兩國社會無法開展全面而直接的互動，糾正彼此的錯覺、推動和平與合作的責任，便落在了這些領導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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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0月，在中國深圳，民眾觀看特朗普與習近平會晤實況轉播。（圖片：Tingshu Wang/路透社） |
如今有跡象表明，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或許將迎來類似的歷史時刻。首先，2025年10月，習近平與特朗普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兩位領導人均強調雙邊合作及緩和中美關係，尤其是在經貿領域，儘管其中也附帶了一些重要的限定條件。習近平表示，中美應當做夥伴、做朋友，呼籲雙方着眼於長期的共同利益，讓經貿合作繼續成為穩定雙邊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而不是絆腳石和衝突點。據新聞報道，中方同意恢復購買美國大豆，暫停稀土出口管制，並與華盛頓合作打擊非法芬太尼走私。
作為回應，特朗普試圖重置中美關係的整體基調。他稱習近平是“一位極其強大國家的傑出領導人”，這一表態至少在措辭上清晰地傳遞出從對抗轉向外交與貿易合作的信號。特朗普對達成更廣泛協議所表現出的樂觀態度，也表明此次會晤並非終點，而是邁向更全面經濟合作的台階。他還用“G2”指代此次峰會，向北京表達了一種新的、更高程度的尊重。
這一點不應被輕視。中國領導層在兩種情況下最為敏感：一是感受到美國試圖拒絕給予其尊重並孤立他們，二是感覺到中國實力地位弱於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華盛頓曾明確拒絕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構想，也否定了將中國視為新的“G2”之一的提議。而如今，隨着中國實力與地位的提升及美國在國內外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誤，北京的自信心明顯增強，特朗普的相關表態進一步提振了這種情緒。
需要明確的是，北京和華盛頓不應追求某種兩極霸權的格局，否則將引發周邊國家及其他中等強國的合理警惕。但雙方的確應當在國際體系和地區安全架構中為彼此留出空間。這樣做有助於安撫其他國家，使其確信不會淪為大國競爭失控的受害者。展望未來，中美都應立足於多極化與多向聯盟的現實，來處理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韓國釜山會晤並沒有深度重置中美關係，因為其主要聚焦於貿易問題，而迴避了諸如技術競爭、安全博弈等重大戰略議題。不過，這次會晤之後，特朗普在技術領域釋放出一定的緩和信號：2025年12月，他宣布美國將允許芯片製造商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其性能排名第二的半導體芯片，該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撤回了此前旨在阻斷中國獲取先進技術的相關政策。特朗普表示，“習近平主席對此作出了積極回應”。
國內優先
同樣有跡象表明，兩國社會都希望從危險邊緣後退一步。首先，兩國公眾輿論日益認為，當前的對抗代價過高。雙方民意正趨一致，認為兩國政府應將更多精力用於解決不平等等國內挑戰，並減少或避免對外冒險行為。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53%）目前認為美國“應當與中國開展友好合作與接觸”，這一比例高於2024年的40%。與此同時，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於2025年12月發佈的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態度正趨於緩和。在1至5分的好感度評分中，受訪者給出的平均分為2.38分，較2024年的1.85分有所上升。（與此相比，2025年中國公眾對印度的好感度為2.06，而對俄羅斯的好感度則從2024年的3.66下降至2025年的3.48）。
畢竟中美在當前及可預見的未來面臨著共同的經濟需求，即培育或重建強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兩國持續對抗，不僅使雙方經濟遭受重創，更將令這一共同努力付諸東流。在中國，這一態勢在2025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表現明顯。會議貫穿着這樣一種觀念：亟需重新激發經濟活力，其部分途徑在於採取更具韌性、較少僵化且不受外交政策干擾的經濟政策。會議明確提出，中國應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這一姿態令人聯想到鄧小平的改革理念，即安撫外部世界，汲取更多外部資源，從而集中力量夯實國內基礎。正是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開啟了持續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未來檢驗中國經濟發展政策成效的一個關鍵指標，將是中國在多大程度上重視非國有經濟組織，並為增強國內創新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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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 |
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口號和美國民主黨人的“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主張，同樣反映出向內聚焦的取向。正如本屆政府發佈的《2025國家安全戰略》所言：“美國像擎天神（Atlas）一樣支撐整個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這並不必然意味着美國將走向孤立主義，今年1月美國對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採取行動便是明證。這是在表明，美國正尋求資源與承諾的進一步匹配，並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國內問題（如生活成本、毒品、就業和通貨膨脹）和周邊地區事務上。在這樣的政策權衡中，與中國對抗似乎並不符合邏輯。儘管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頒佈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強調對華戰略競爭，但其2025版《國家安全戰略》淡化了對中國的着墨。一日暖陽並不代表寒冬已盡，但這至少是一個開端。
從最緊迫的問題入手
看似有悖常理，但穩定兩國關係的最佳切入點，恰恰在於其最危險的層面——長期懸而未決且日益發酵的台灣問題。台海日益加劇的動蕩局勢，使得這一議題亟需儘快處理；而緩和緊張局勢的難度或許遠較許多人預想的低。
中國於2005年頒佈的《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定北京可能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具體條件是：“'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按照中國的法律與政治標準，目前海峽兩岸的現狀尚未符合這些條件。此外，儘管社交媒體上充斥着各種猜測和情緒化的評論，但中國大陸並未正式宣布對台動武已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相反，中國政府仍持續重申和平統一的主張，並強調其加強全面威懾——例如組織大規模環島實彈演習——的唯一目的在於防止分裂。
換言之，儘管台海周邊的軍事氛圍依然緊張，但化解兩岸政治敵意仍有空間。現在正是中美相互釋疑和安撫對方的合適時機。北京重申其追求和平的誠意符合自身利益，華盛頓則應恢復其“不支持台灣獨立”的一貫立場。
儘管此類表態可能被視為流於形式的外交辭令，但其實際分量不容忽視。言與行皆舉足輕重。2025年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稱，日本可能在特定情況下介入台海衝突。此番言論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在中國人的認知中，它將日本與台灣更緊密地綁定在一起。中日關係隨之明顯惡化，中國正對日本施加經濟和外交層面的壓力。如果華盛頓能夠重申其反對台北任何可能單方面宣布獨立的立場，這不僅有助於消除北京的疑慮，也將向東京表明美國希望為地區緊張局勢降溫。
對等的善意
北京和華盛頓也可以通過處理更具可塑性的議題，推動新一輪關係正常化。例如，兩國社會內部已有不少聲音支持消除經濟和文化領域的障礙。例如，雙方可以重新開放各自駐休斯敦和成都的領事館。這兩處領事機構於2020年7月被報復性地對等關閉。
中美還可就大幅度對等下調雙邊平均關稅水平展開談判。中國或可考慮降低部分出口產品的補貼水平。關稅和貿易壁壘正在傷害兩國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其隨意的實施方式也在兩國和第三方滋生腐敗。雖然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在運用經濟槓桿來約束對方，但長此以往，關稅和出口管制等工具將逐漸喪失效力，最終反而削弱自身經濟實力。更為可取的方法，在於承認追求比較優勢才是制定貿易政策的最佳出發點。這種路徑並不意味着回到完全自由貿易的狀態，因為兩國都已劃定一些危害國家安全且必須處理的對外依賴物項；不過，這確實意味着在符合國家安全與對等原則的前提下，平均關稅水平應儘可能降至最低。
兩國還可以採取措施，打破文化隔閡，引導人們更客觀準確地認識對方社會迅速變化的面貌。例如，一些美國觀察者預計，中國的政治結構將發生類似於導致蘇聯解體的那種劇烈轉變；與此同時，不少中國分析人士相信，中國很快將在經濟、技術和軍事領域趕超美國。但在現實中，這兩種結果都不太可能出現。儘管如此，此類錯誤認知已經影響到雙方的政策與行動，損害了兩國的長遠利益。如果兩國對對方的認知不能通過現實客觀的預判加以平衡，就會導致雙方高估自身實力、低估對方能力，從而造成危險。
奇怪的是，相反的危險同樣存在。雙方都可能認為自身處境正在迅速惡化，從而產生“宜早不宜遲”和“先下手為強”的焦慮感。例如，在中國的一些圈子裡，人們對國家能否頂住那些支持“台獨”的外部壓力缺乏信心；同樣，在美國，也有一部分人擔憂美國對華技術優勢將很快喪失。換言之，兩國在對方眼中都變得有些難以捉摸，而這增加了誤判的可能性。
緩解上述認知偏差的一個重要途徑，是鼓勵兩國社會各層面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與互動。例如，對新聞工作者的限制應予放寬。學術與科研交流應當恢復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行動只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要真正改善氛圍，兩國的民眾也必須有參與的意願。為此，兩國政府不妨創造一個更為友善的環境——至少不應動輒將對方的學生、學者與媒體工作者一概視為“間諜”。
最後，雙方都有責任重新推進軍事對話，其目的不僅在於減少意外事件和誤判發生的幾率，也是為了探索中美能否處理引發雙方軍備競賽的一些根源性問題。此類對話必須建立在以下清醒的認識之上，即中美在貿易、技術、意識形態和安全領域的緊張關係絕非無足輕重的信號，而是歷史長河的一部分。對話的起點應當是雙方共同表示（或許可以通過聯合聲明的形式），亞洲乃至更廣闊地區容得下中美兩國，努力緩解緊張局勢刻不容緩。
只爭朝夕
當前中美兩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學者掌握着前所未有的強大分析工具，包括人工智能。這種技術能力對於妥善管理全球關係至關重要。然而，即便是那些最老練且依靠先進技術的政策制定者，也無法模擬一場真實的戰爭，而那樣的戰爭將造成難以承受的人員傷亡。因此，防止中美之間爆發致命對抗，仍然有賴於其他因素，包括對歷史的戰略性記憶、對危機的親身經歷，以及在數十年互動中建立起來的跨文化信任。
當前，兩國面臨著重建護欄的機遇。儘管高層的整體語調迄今有所緩和，但這種變化尚未制度化，精心維繫的平衡依然可能搖擺不定。如果北京和華盛頓錯失實現新一輪關係正常化的機會，未來將難以有效維護各自的戰略利益。留給兩國重新校準彼此目標與互動方式的時間窗口極為短暫。正如1963年1月毛澤東在一首號召革命行動的詞中所寫，後來又被尼克松在1972年歷史性訪華期間為強調中美接觸的緊迫性而援引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戴維·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SAIS）的榮休教授，現任該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曾擔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以及亞洲基金會理事會主席。最近出版的著作為《親歷美中關係：從冷戰到冷戰》（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
王緝思是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博雅榮休講席教授。最近出版的著作為《冷戰的故事》。
（英文原文發表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26年3/4月號，此為中文譯稿。原文鏈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merica-and-china-edge-ruin-lampton-jisi，張誠楊譯，趙建偉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