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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中，法國總統馬克龍12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正式歡迎儀式上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行。（路透社） |
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去年12月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華。此行他去了北京和成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成都與他會面，罕見地在首都以外城市接待一位外國政要。
官方媒體對此次會晤讚不絕口。《中國日報》盛讚馬克龍此行旨在“加強聯繫，促進全球議題合作”。另一篇文章指出，貿易是“深化中法關係”的關鍵動力。習近平主席也稱讚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夥伴”。鑒於中國與全球北方的裂痕越來越大，在中國政治話語中這種措辭已很少用於北方成員。中法兩國簽署了12項協議，涵蓋核能、大熊貓保護等諸多領域。
馬克龍的“新戴高樂主義”
然而，在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以及歐洲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雙方沒有取得重大突破，而這些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高度關注的，馬克龍也有效傳遞了歐洲的關切。中國高層重申他們“支持一切旨在實現停火、恢復烏克蘭和平的努力”的長期立場，但並未承諾做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博學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康丁提出“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概念，它可以用來比喻馬克龍試圖成為讓兩極都歡迎的使者，基本做到與它們同步，同時讓自己的國家和政治遺產利益最大化。
在北京看來，法國扮演着抽象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角色，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面對中美動蕩和對抗性的雙邊關係，法國可能成為中立區域和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策略性立場反映了其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在官方發佈的總統照片中，他與法國國旗和歐盟旗幟並肩而立，旁邊還擺放着二戰期間自由法國的反抗領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開國元勛夏爾·戴高樂的回憶錄。
戴高樂特立獨行，冷戰初期就要求在北約享有與美英一樣的地位，並在1966年選擇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體系。他主張歐洲應服務於歐洲人，而不是美國、蘇聯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
戴高樂對法國寄予厚望，希望它以堅定的戰略自主意識為後盾，成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他的歐洲復興願景是通過有機協調實現團結，而非自上而下的控制，或像美國那樣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
然而，距戴高樂質疑美英軸心在北約的強大地位近60年後，馬克龍能否重振並實現前任期望的法國形象？還是說，他傳遞戴高樂主義思想充其量只是作秀和空談？
要回答這一關鍵問題，首先要解決兩個前題。
法國能從中國獲得什麼實質性利益？
可以給法國帶來教科書式好處的中法經濟合作被反覆提及：中國在法國投資並提供資金，法國市場持續向中國出口商開放，科技和人力資本聯繫不斷深化（受歐盟和美國“去風險”考慮所施加的壓力，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高度安全化的先進技術領域除外）。
然而這些好處中，哪一項能解決目前法國國內緊迫的結構性困境？
根本性的擔憂涉及法國不斷下滑的勞動生產率。據估計，2019年至2024年，法國勞動生產率下降了8.5%。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因於勞動力向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業轉移、投資不足、新技術領域管制實質性放鬆，以及研發力度不足（航空航天技術和人工智能等少數亮點領域除外）。
在諸多關鍵領域，中國企業的技術生產力（儘管未必是整體）已經超過法國企業。鑒於此，馬克龍在訪華期間公開呼呼中國領先企業自願向法國同行轉讓或分享技術。
他相對溫和的語氣與布魯塞爾官僚的激進立場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明確表示技術轉讓應成為中國投資歐洲的約束性前提之一。
然而，北京的決策者長期以來對尖端技術持謹慎態度。他們將先進制造業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視為關乎國家、發展和經濟安全的整體性問題。“十五五”規劃建議預示着中國將加強產業政策力度，包括納入自下而上的創業和民間資本，以扶持像食品和農業技術、機械人、航天航空科學這樣的新興行業（而後者是中法兩國可以通過合作獲益的領域）。
儘管中美競爭的規模和強度暫時減弱，中國領導人對於被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西方對手擊垮仍保持警覺。除非法國能證明其決策不受美國左右，尤其在技術和供應鏈領域，否則北京幾乎沒有動力在歐洲業務中大幅放開對其核心尖端技術的獲取。
儘管如此，“十五五”規劃建議第五項重點內容的“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確實給希望更好進入中國市場的法國企業帶來一絲慰藉。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中國大陸引入更透明、嚴謹且國際公認的法律標準，尤其在仲裁、調解和商業訴訟領域，同時還需要省級和地方政府更加重視數據、人員和商業行為的國際敏感性。這條路依然漫長。
法國能否抵擋跨大西洋關係的誘惑？
將中國視為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願景的唯一或主要障礙是錯誤的。同樣重大的挑戰來自大西洋彼岸，因為華盛頓建制派一直抨擊巴黎在俄羅斯、中國乃至中東問題上搖擺不定、立場多變。一些人眼中的戰略自主，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是令人惱火的背信棄義，而背叛是要付出代價的。
巴黎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不可否認，通過可互操作的防禦和聯合演習訓練，北約仍是法國安全的關鍵支柱。兩國的情報機構關係緊密，不只是中情局與對外安全總局的合作。金融方面，美國是法國主要外國投資者，佔2023年法國外國投資總額的17%。
由於國會鷹派抨擊特朗普政府批准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先進H200 AI芯片（以換取豐厚利潤分成）是投降，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明顯結論。首先，對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持謹慎態度的建制鷹派可能面臨來自內部的更大威脅，包括為最近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定基調的暗流和個人。其次，特朗普尋求更“不插手”和更少直接對抗的印太戰略，而國會頑固的疑華遊說團體和內閣中的新保守派很可能聯手阻撓，他們會利用特朗普本月早些時候在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的明顯成功來施加影響。
這場角力的發展，不僅對塑造美國外交政策參與者的行為起決定性作用，也間接限制和決定着法國的選擇範圍。美國越是放鬆對中國經濟技術發展或在多邊機構中影響力提升的遏制，法國追求“第三條道路”的意願和迴旋餘地就越大。反之則不一定，而馬克龍應當牢記傲慢自大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