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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日，美國對委內瑞拉突然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打擊委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邊軍事目標，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並將其移送至紐約接收“審判”。外界紛紛將這次“絕對決心”與37年前那個同樣在凌晨開啟的巴拿馬“正義事業”行動作對比，尋找兩場行動之間的異同，探尋委內瑞拉局勢的未來發展態勢。
1989年，老布殊政府動用2.7萬兵力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傳統入侵。而2026年的特朗普則展示了數字化時代的“極簡戰爭”，僅憑極少數特種部隊和網絡戰手段，便完成對他國元首的跨境強制控制。然而，撥開“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精準迷霧，我們看到的是跨越30年的地緣邏輯重疊：將政治問題刑事化，將政權更迭司法化。這種“歷史的回歸”不僅是拉美地緣政治的震蕩，更是國際秩序進入危險深水區的標誌。
歷史重演：當主權屈從於“國內執法”
在白宮的敘事中，1989年的曼努埃爾·諾列加與2026年的尼古拉斯·馬杜羅都被精準塑造成“毒梟獨裁者”，它賦予美國跨越國界動武的“正當性”，即這不是一場國與國的戰爭，而是一次基於美國國內法的“刑事搜捕”。法律層面上，這種操作依賴極具爭議的“克爾-弗里斯比原則”（The Ker-Frisbie doctrine），即只要人到了美國法院，無論抓捕過程是否合法，法院都有權進行審判。1992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這一原則確認了對巴拿馬諾列加審判的合法性，而今天，它也被套在馬杜羅頭上。
然而，這種“以法之名”的干預在2026年顯得更為赤裸。1989年尚有“冷戰後新世界秩序”的理想主義色彩，而2026年的行動則是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飾地吹捧“門羅主義”（或稱“唐羅主義”），號稱西半球是美國的利益核心圈，任何威脅美國安全（如毒品恐怖主義）或引入外部勢力（中俄影響力）的行為都將遭到無視主權的毀滅性打擊。
美國“接管”委內瑞拉的幾個面向
首先，委內瑞拉可能成為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重要議題。“馬杜羅案”引發美國國內關於國家元首豁免權、行政權力擴張和侵犯國際法的討論，這與1989年巴拿馬諾列加事件類似。但馬杜羅比諾列加具有更強的民選程序合法性，而且1989年和2026年兩場軍事干預的國內支持度明顯不同，這進一步推動美國政治極化，而且已經開始攪動明年美國中期選舉格局。共和黨因此次行動在佛羅里達等關鍵州贏得拉丁裔右翼，尤其是古巴裔和委內瑞拉裔選民的支持，但民主黨人也可能利用這一議題動員反戰、反干涉他國、更關心經濟議題的群體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對委內瑞拉的行動很可能放大特朗普政府內部及共和黨內部的“路線之爭”，比如MAGA孤立主義派和以魯比奧為代表的干涉主義派之間的矛盾。
第二，特朗普所說的“接管”究竟是什麼意思？特朗普這次似乎並不打算“恢復民主”，這是與1989年那次干預最大的不同。1989年美軍入侵巴拿馬後立即扶持此前在大選中獲勝的恩達拉就職，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民主政體，但2026年的美國卻表現出對傳統民主程序的漠視，並沒有急於扶持以馬查多和貢薩雷斯為代表的、被委國內外承認的反對派領導人，反而表現出與現副總統羅德里格斯進行接洽的潛在意願。這反映出特朗普的實用主義選擇，即利用舊的行政機器實現最低成本的社會管控。委內瑞拉政局並不會迎來反對派期待的“徹底洗牌”，而可能陷入一種由美方幕後操縱、各方利益妥協的長期過渡狀態。
此外，1989年入侵巴拿馬後，美國提供了5億美元援助以穩定新政權，而2026年的特朗普政府則展現出極致的“交易”和“省錢”特性。特朗普“接管”委內瑞拉的核心意思是資源接管，即派大型石油公司（如埃克森美孚等）直接進入委內瑞拉，領導其破敗石油基礎設施的“修復與運作”，其能源收入將優先用於抵償美國所謂的“執法”和“基建投入”。委內瑞拉經濟主權則在“修復”名義下被剝離，被動整合進美國的能源供應安全體系。
第三，“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趨於瓦解。1989年巴拿馬事件發生在單極時刻的黎明，而2026年的委內瑞拉事件則發生在多極世界的劇烈博弈期。美方的這次跨境突襲已經引起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等拉美大國的普遍恐慌與譴責。國際社會擔心這會開啟一個國內法取代國際法、大國任意干預小國的新時代。巴西總統盧拉稱“不可接受的底線”被跨越，預示着西半球的外交體系可能陷入長期不信任和對抗。委內瑞拉事件可能成為國際法體系崩塌的又一塊多米諾骨牌，世界正加速退回19世紀“強權即公理”的門羅主義邏輯。
對比1989與2026，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儘管軍事手段變得更加精妙、代價更小，但美國所面臨的戰略環境卻更加複雜和脆弱。在多極博弈和資源掠奪的雙重壓力下，2026年的委內瑞拉走出陰霾的道路將遠比諾列加時代更漫長且不可測。這場“絕對決心”行動究竟是重塑霸權的巔峰，還是加速秩序崩裂的導火索，時間很快會給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