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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宣布，美方在一次突襲行動中抓捕並控制了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並將其押至美國接受司法審理。這一消息迅速引發國際社會震動，也在拉美地區激起強烈反應。無論美國如何將此次行動包裝為打擊毒品犯罪、恢復民主秩序之舉，從國際政治與全球治理視角來看，這一做法本身已遠超傳統外交、制裁甚至代理人博弈的範疇，而是一種以軍事與執法力量直接重塑他國政治進程的行為。正是在此意義上，委內瑞拉事件不僅是一場拉美政治危機，更是折射當下中美關係結構性張力的一面重要鏡子。
去年，特朗普曾再度提及中美兩國共治的“G2”概念，留給外界很多想像。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美作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大國，終將走向某種分工協作、共同管理世界事務的模式。然而，委內瑞拉事件再次清晰表明，這種設想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中美之間的分歧不只是利益博弈層面的競爭，而是對國際秩序本身的理解方式存在差異。G2並非簡單意味着力量上的並駕齊驅或頻繁的政策溝通協調，而是意味着對規則、邊界、合法性與責任具有高度共識。
從美國角度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其全球戰略呈現明顯的去制度化和工具化特徵。相比以往強調秩序維護、規則塑造和同盟協調的敘事框架，美國更加強調主權、安全與國內政治回報之間的直接聯繫。在這一邏輯下，國際法、多邊機制與地區組織不再被視為必須遵守的約束性架構，而更像是可被選擇性運用甚至繞開的工具。委內瑞拉事件正是這一思路的集中體現：美國並未試圖通過聯合國、地區斡旋或多邊談判來塑造結果，而是直接訴諸軍事與執法手段，對他國內部政治進行強力干預，並公開討論臨時治理和政治過渡的可能性。這種做法不僅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主權邊界，也顯著削弱了地區和國際秩序的可預期性。
對中國而言，美國所追求的這種秩序觀本身就難以接受。中國長期強調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通過政治對話解決爭端，其核心關切並不在於具體政權的意識形態取向，而在於避免強權政治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常態化手段。從這一視角看，委內瑞拉事件所釋放的信號並非孤立，而是具有高度示範效應：如果大國可以基於自身判斷隨意界定“合法性”並直接採取強制行動，那麼國際體系賴以運轉的規則基礎將被進一步侵蝕。這種環境下，任何形式的“大國協調”乃至“大國共治”都將失去穩定的制度前提。
將委內瑞拉事件置於更大的地緣戰略背景中，其結構性意義更加清晰。特朗普政府明顯強化了“西半球優先”的戰略取向，並在安全敘事中重新激活了帶有強烈排他性的地區秩序觀。拉美不再僅被視為發展合作或經濟往來的空間，而被重新定義為大國競爭的前沿地帶，任何被美國認定為“不穩定”“不友好”或可能引入外部勢力的政治力量，都可能被納入高壓干預對象的範圍。這種邏輯本質上是對地區國家主權和自主性的壓縮，也與中國強調的長期合作、發展導向和不選邊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正是在美國這樣的政策下，中美在拉美乃至全球層面的互動，越來越難以形成特朗普所說的G2模式。對美國而言，地區秩序的核心是排他性安全與影響力控制，而對中國而言，地區秩序的穩定性來自多元參與、發展收益與風險管控。這並非簡單的政策偏好差異，而是兩種國際秩序理解的正面碰撞。在這一背景下，像特朗普所表達的那樣，指望中美在全球層面形成類似G2的協同治理結構，則既缺乏現實基礎，也忽視了這種理念差異所帶來的長期張力。
更重要的是，委內瑞拉事件所體現的，並非美國對某一國家的特殊處理，而是美國在自身發展不確定性上升背景下的戰略選擇。面對國內政治極化、全球投入意願下降以及多線競爭壓力，特朗普政府選擇將“美國優先”絕對化，通過更加直接、可見、對國內政治有回報的方式對沖戰略焦慮。這種做法短期內或許具有震懾效果，卻在長期內加劇了國際體系的碎片化趨勢，也進一步壓縮了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進行結構性合作的空間。
從更深一層看，委內瑞拉事件也表明，即便在特朗普政府所偏好的高度個人化、非制度化外交模式下，中美之間依然難以形成所謂“共治型關係”。G2不僅意味着協調立場，更意味着尊重彼此行為邊界並共擔外部後果。然而，美國在委內瑞拉問題上選擇以單邊行動直接重塑地區政治進程，本質上是在否定這種邊界意識的存在。對中國而言，這種做法意味着規則可被隨時改寫、承諾難以持續、合作缺乏穩定預期。
因此，委內瑞拉事件並不會推動中美走向某種“責任共擔”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雙方在秩序理念、干預邊界與責任認知上的差異。對當下的中美關係而言，真正現實的議題並非如何構建G2，而是在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條件下，如何找到妥善的相處之道，避免國際體系滑向更加失序、不可控的狀態。認清這一點，或許比繼續沉溺於特朗普版G2的想像，更有助於理解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真實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