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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貿易政策正重塑全球經濟秩序背景下，“特恩貝里體系”成為美國新的對外經貿戰略框架。
“特恩貝里體系”的來源是美歐在蘇格蘭特恩貝里舉行的高層會談及所達成的一系列框架性承諾，以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該方向性戰略的公開表述。2025年8月，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公開宣稱，美國正在打造一個以“對等關稅”為核心邏輯的新貿易體系。這一體系試圖以雙邊協議機製取代二戰後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它標誌着全球貿易規則的重大轉折，並將深刻影響全球貿易格局。
“特恩貝里體系”的戰略背景是美國對戰後全球經濟秩序的再評估。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了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和規則導向的秩序，即“布雷頓森林體系”與WTO的制度延伸。其基本邏輯是，以開放市場和可預期規則換取對盟友的政治影響力和戰略安全，從而在冷戰時期構建廣泛的同盟網絡。然而，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尤其是1990年代後以全球價值鏈擴散為核心的“超全球化”，給美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造成衝擊。製造業空心化，產業鏈遷移，收入差距擴大，產業安全風險上升，這些最終積累為政治不滿、貿易逆差壓力與戰略焦慮。在此種背景下，近年美國一些政治精英逐漸形成共識，認為原有的自由貿易敘事與制度安排已不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也無法應對崛起中大國的競爭。
不可忽視的一點是，美國決策層認為，二戰以來的多邊機制無法有效處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崛起和產業競爭。為此，他們試圖將關稅、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原產地規則作為“再制度化工具”，繞開多邊治理的制約，讓貿易體系更多服務於美國自身的產業升級與地緣政治競爭。“特恩貝里體系”正是在這一節點出現，它不僅是貿易政策的調整，更是“美國優先”戰略的制度化體現。
目前看，“特恩貝里體系”的政策工具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對等關稅機制”，對來自特定國家或行業的商品設定統一或上限關稅；第二類是“選擇性市場准入”，通過雙邊協議要求部分夥伴對美市場開放，以換取美國的市場讓步或關稅減緩；第三類是“原產地規則重構”，通過強化原產地、規則合規和供應鏈溯源要求，間接提高外國產品進入門檻並推動海外企業在受惠國本地化投資。上述工具組合使得貿易政策既有顯性的關稅壁壘，也有大量規制型、合規型門檻。
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宣稱，該體系旨在確保美國與貿易夥伴之間實現真正的對等，即美國對某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將參照該國對美國商品徵收的稅率來設定。然而，這種所謂的“對等”完全由美國單方面定義和裁定，實質上是以美國強大的市場為籌碼，強迫他國接受其設定的貿易條件。
例如，美墨加協定正面臨2026年的自動審議期，特朗普已放話要求重新談判，可能傾向於拆分成美墨、美加雙邊協議，或要求收緊原產地規則，提高美方利益，以應對中國通過墨西哥布局全球供應鏈的挑戰。美墨加協定包含“六年檢討”條款，美國把這一條款視為“持續槓桿”，可用來持續施壓、修正對美不利的安排。在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政策邏輯下，任何對製造業、勞工等有利的短期勝利都有極大政治價值。通過威脅退出或轉為雙邊談判，政府可以在國會與國內利益集團間取得更強談判位置。
“特恩貝里體系”對二戰以來的多邊秩序構成結構性衝擊。二戰後形成的多邊貿易體系建立在三大原則之上，即非歧視性（最惠國待遇）、關稅減讓與規則穩定性、通過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確保規則可執行性。然而，“特恩貝里體系”嚴重削弱了傳統多邊秩序的基石。
首先，它是對WTO多邊機制的系統性破壞。“特恩貝里體系”直接違反WTO核心原則，尤其是最惠國待遇原則。通過關稅上限協定、原產地規則和“特定夥伴豁免機制”，美國對不同國家施加差別待遇，使盟友獲得市場准入優勢，而非夥伴國家則面臨新的制度壁壘。這標誌着多邊體系的普遍性被“准入式貿易”取代。例如，根據協議，歐盟對美國所有工業品採取零關稅政策，卻未給予其他WTO成員同等優惠，構成明顯的歧視性待遇。美國對歐盟大多數商品徵收15%關稅（遠高於此前2.5%的最惠國稅率），而歐盟被迫接受這一不平等安排，標誌着WTO非歧視原則的重大挫折。此外，美國拒絕向WTO通報雙邊安排的核心內容，使WTO的監督與審議機制形同虛設。爭端解決機制方面，由於上訴機構在美國阻撓下長期癱瘓，WTO已無法有效制約美國單邊行為，成員國被迫接受協議條款。
其次，它令全球貿易規則碎片化。“特恩貝里體系”推動全球貿易規則從多邊向雙邊轉變，形成以“美國優先”為前提、不同國家通過談判達成不同版本的貿易條款。這種轉變導致貿易規則碎片化，增加了全球交易成本，破壞了全球供應鏈穩定。
第三，它讓削弱了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美國長期阻止WTO上訴機構法官任命，導致其功能癱瘓。“特恩貝里體系”更讓美國與夥伴國的內部協調替代基於法律的多邊爭端解決，使貿易爭端解決變成政治協商而非法律裁決。從此意義上講，這將削弱法律的中立性，增加發展中國家和中小國家的制度脆弱性，使全球貿易規則更易被地緣政治化。
從更深面看，“特恩貝里體系”將推動全球貿易治理的“去公共品化”趨勢。美國不再提供廣泛適用的公共規則，而轉向提供“有限公共品”給特定夥伴。這不僅將改變國際經濟關係，也將改變權力結構，預示着二戰以來由規則制衡權力的秩序，正向由實力競爭主導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