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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韓國和日本是我們的盟友，在奧庫斯（AUKUS），澳大利亞是我們的盟友。”
根據這個答案，這位先生列舉了2025年所有與其目標受眾相關的重要提法，但他沒有回答一個不那麼起眼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是任何稍微像樣的華盛頓政界人士都應該知道的：說出東盟的一個成員。這個問題是參議員塔米·達克沃思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出的，而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不久之後被任命為特朗普政府的五角大樓負責人，他就是皮特·赫格塞思。
人們可以為赫格塞思編造許多借口來減輕此次事件的恥辱感，比如，他當時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他是一個有“全局觀”的人，因此不了解不必要的運作細節（雖然相當糟糕的是，他竟然不知道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印度尼西亞位於東南亞）。
然而，赫格塞思只是冰山一角。就世界觀而言，他在特朗普政府絕不是例外。事實上，這位新入主白宮的總統對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日本、俄羅斯或印度以外的國家，都表現得漠不關心，但對於長期觀察其外交政策的人來說這並不奇怪，因為（在他看來）世界將被分成不同的極點（強國），而中小國家必須遵守更強大國家的指令。
東盟人口超過6.8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但長期以來東盟國家在主流政策話語中一直沒有代表性。即使在討論東盟國家時，人們通常也會從大國競爭的角度分析它們，尤其是涉及南海問題或中美兩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貿易制度競爭。
雖然拜登總統試圖通過“民主vs專制”的二元框來架構建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對於“專制”他的選擇相當可疑，2021年12月民主峰會的邀請名單就是證明），並不竭餘力地將他的東盟戰略融入印太願景，但在新政府領導下，他的這一努力可能很快被削弱和淡化。
特朗普對東盟的重點任務是什麼？
唐納德·特朗普很可能對該地區採取截然不同的做法。事實上，他的做法有三大主要特點：
首先，解決特朗普眼中美國與部分東盟經濟體之間的不公平、無理且沒有成效的貿易逆差。特朗普公開宣稱，他最喜歡的詞是“關稅”。為了吸引貿易遠離東盟經濟體，並將製造業吸引回美國，保護主義的鐵錘很可能瞄準美國在該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包括越南。雖然製造業迴流和降低風險有助於企業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東盟，但供應鏈重組需要時間，而且可能不足以抵消貿易衝擊的影響。
第二，減少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與軍事影響力，因為在集體安全架構中缺乏明確對等的付出，無論是財政還是軍事方面。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和菲律賓外長恩里克·馬納洛最近的會晤表明，南海仍將是美國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從抑制中國海上軍事和商業野心的角度看。但東盟國家應該預料到，美國將對它們提出更多的要求，並採取更積極的推動措施，要求它們在維護地區秩序方面投資於國防、軍事化和安全關係。
第三，或許也是最令人驚訝的是，對於與傳統上被定義為“獨裁”或非民主國家的政權達成交易和協議，特朗普不會心存顧慮。此類交易很可能圍繞着推進美國公司和產業的利益展開。特朗普及其最親密的顧問認為，這些公司和產業是共和黨基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有理由預計，在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能源以及具有巨大商業價值的關鍵礦產開採方面，他將表現出更多的合作意願。另一方面，對於氣候問題和地方上有關可再生能源轉型的舉措，美國資本和美國政府可能採取一致政策予以迴避。
東盟國家必須應對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三大挑戰中的第一項挑戰，是美國減少在該地區軍事存在的可能性。菲律賓仍將是特朗普地區戰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具體目的是阻止中國控制第一島鏈，但特朗普及其團隊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全面的南海戰略卻遠未明朗。五角大樓領導層中一些資歷較淺的人，如負責相關事務、以對美國在該地區軍事部署持“鴿派”觀點而聞名的的副助理部長約翰·拜爾斯，他們認為，中國軍隊在該海域擁有巨大的軍事實力。而那些願意擱置更有爭議的領土爭端、專註於共同經濟發展的國家可能歡迎這種明顯的局勢緩和。另一方面，懷疑論者可能對由此出現的力量不平衡感到有些擔憂。不過，就算有人對美國的政治化和緊張局勢升級持謹慎態度，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和他繞過傳統外交談判機制的做法也應引起他們的擔憂。
第二項挑戰，是有關美國保護主義制度的下游影響。雖然供應鏈重組加速有利於擁有勞動力供應或戰略產業彈性資本的強勢經濟體（如印尼和馬來西亞），但其他國家（如越南和泰國）可能成為特朗普懲罰性關稅的受害者。製造商可能選擇轉向生產成本更低、在區域製造業中占更大份額的大型東盟經濟體，從而把更易受新興保護主義影響的小型經濟體拋在後面。東盟的雙軌現象（部分成員經濟體領先，而其他經濟體苦苦掙扎）可能進一步加劇。東盟如何保持和加強區域貿易一體化，推動表現較差的成員經濟體的貿易創造和多樣化，仍然是有待回答的問題。
在2025年印尼經濟峰會上，我擔任主持人，當時許多人認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是東盟各成員國之間整合和協調供應鏈的關鍵一步。RCEP應該而且能夠用於加強東盟內部在數字、基礎設施、發展融資和教育方面的聯繫，從而增強資源匱乏國家的能力和韌性。
第三項挑戰與台海局勢升級的前景有關。東盟國家能夠在台海危機中毫髮無損，這種想法是不可能的，而且簡直是天真。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在2023年指出，台海緊張局勢是中美日益加劇的競爭中“最危險的爆發點”。他的說法肯定是正確的。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可能會對台海地區採取更加反覆無常、搖擺不定從而不可預測的政策。
東盟國家本身也許不算大國，但它們確實有權利、有自主性，因而也有義務明智地選擇如何定位自己。它們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同時抱有最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