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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特朗普即將宣示就職，中美關係在未來四年將迎來新挑戰。特朗普第一任期對中美關係產生深遠影響，不僅確立了美國對華競爭的總體戰略，還在地緣政治、軍事安全、經貿科技等領域加大施壓力度，嚴重擠壓中美合作空間。如今，特朗普重返白宮，面對更加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局勢，其決策風格、團隊構成以及政策方向都將深刻影響中美關係發展趨勢。
與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決策風格將更成熟。特朗普個人將更注重展現領導人風範，希望得到各國尊重，尤其在外交政策上可能會加強與盟友互動，並通過更多元首外交展現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從幕僚團隊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團隊不再完全由“門外漢”組成，更多“建制派”官員進入內閣，意圖推動更高效的政策執行。特朗普依舊以“忠誠”作為官員選拔的首要標準，這意味着他任命的官員大多與其在外交事務上的理念高度一致，更可能發揮功能性作用。
儘管如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將繼續受到國內政治制約，尤其是國會與白宮的權力博弈以及美國國內對華競爭政策方案的不同。這也意味着，特朗普在外交事務上將尋求對強硬與靈活的平衡，仍需考慮多方利益，特別是商界和盟友利益。
然而，相比第一任期，特朗普對中國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其對華政策也將更強硬，這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的“脫鉤”政策上，也包括對中國在科技、軍事等領域的進一步制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聯邦政府各部門在對華競爭的大框架下並沒有類似拜登政府“管理”（manage）中美關係的統一認知。例如，特朗普的經濟團隊成員在對華政策上存在分歧，部分成員可能主張通過貿易戰和關稅手段懲罰中國，而另一部分則希望通過談判和“交易”達成協議。
考慮到上述背景，下一階段的中美關係既面臨風險挑戰，也面臨緩和機遇。第一，中美在貿易和經濟領域的摩擦風險大大上升。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已通過加征關稅對中國實施經濟壓力，第二任期可能會繼續通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限制中國經濟發展。雖然特朗普表露出願意在某些議題上與中國接觸談判，但他在促進美國製造業迴流、壓制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方面的立場沒有變化。這將加劇兩國在經貿領域的緊張，並可能帶來全球貿易體系的不穩定。
第二，台灣問題可能成為兩國關係中難以忽視的風險點。特朗普政府對台軍售及其他加強美台關係的舉措將使得台海局勢愈發緊張。特朗普個人雖然對台灣問題興趣不大，但其政府內部“親台”派勢力較強，尤其在軍事和安全領域可能鼓動特朗普做出不“示弱”舉動以施壓中方在其他領域讓步。若美國繼續在台海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台海緊張局勢將進一步升級，甚至引發軍事摩擦風險。
第三，美國在全球範圍掀起的對華科技競爭，尤其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領域的對抗，將成為中美關係另一大風險。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科技封鎖政策不會改變，第二任期可能會加大對中國科技企業制裁和出口管制，影響全球科技創新生態。美國對華科技競爭將不僅僅限於所謂國家安全、軍事技術等敏感領域，“小院高牆”的邊界將不復存在。
儘管中美關係面臨諸多挑戰，但也存在一定的合作機遇。首先，芬太尼等執法領域的對話與合作值得關注。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就極為重視芬太尼問題，並多次要求中國加大對芬太尼的打擊力度。由於全球毒品走私形勢依然嚴峻，特別是芬太尼等致命藥物泛濫，中美在加強執法合作、打擊跨國毒品犯罪等方面有巨大潛力。然而合作不是單方面的，中國在加強對芬太尼及其前體管控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美國也需提升自身國內針對這一問題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其次，儘快結束俄烏衝突符合中美及全球各國利益。特朗普有意通過與俄烏雙方的接觸推動解決這場衝突，而中國在推動全球和平、維護地區穩定方面也發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中美若能就這一問題坦誠交換意見、共同推動和平解決衝突，將對全球穩定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協調雙方對烏克蘭重建的支持和援助，不僅符合各方利益，也有助於塑造更為積極的國際形象。
此外，即便在科技領域，特別是人工智能和網絡安全方面，雙方依然有對話與合作空間。儘管美國在這些領域對華開展激烈的競爭，兩國依然可以嘗試在技術標準、網絡安全準則、人工智能治理等領域接觸和對話，這不僅有助於減少兩國在這些領域的對抗態勢，也能為全球技術生態良性發展、應對跨國挑戰奠定基礎。雙方應考慮通過設立專門的對話機制，推動科技領域的合作與共識，尤其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建立有效的風險管控框架和科技對話平台。
特朗普的再度當選為中美關係帶來新挑戰，但也為兩國新一輪接觸提供新思路和新機會，關鍵在於雙方如何應對未來四年可能出現的變化和風險。只要堅持加強溝通、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努力減少誤判誤解，中美關係就能夠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找到新的平衡點，共同確保雙邊關係走向更加穩定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