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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面臨巨大挑戰，包括房地產業內爆、人口結構不利以及經濟增長放緩，對這個世界最大增長引擎的未來的疑慮正在加劇。再加上中國在地緣政治領域的崛起，以及中美緊張關係加深，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在這方面，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最近出版的《東方的興衰——科舉、專制、穩定與技術如何給中國帶來成功且緣何有可能致使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一書可以提供幫助。根據過去2000年特別是過去40年的歷史記錄，黃先生解釋了科舉、專制、穩定與技術的作用並得出明確結論：中國要想充分發揮發展潛力，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他認為，中國衰落的種子早在公元六世紀就已埋下，當時的科舉制度令人窒息。在他看來，科舉制度回答了歷史學家李約瑟的“重大問題”：為什麼擁有深厚科技優勢的中華帝國未能早於歐洲掀起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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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科舉制度之前，中國搞出了一些歷史上最具變革性的發明，例如火藥、指南針和紙張。但黃亞生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的創造力在220年至581年之間達到頂峰，當時是相當混亂的漢隋時期。黃表示，“中國的第一波技術停滯與中國政治分裂的結束同時發生”。
為了提供“更清晰”的敘述，這本書似乎過分看重歷史記錄里的某些內容。例如，宰相辭職的數據構成作者結論的基礎，即隨着科舉的實行，皇帝和官僚之間的制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生關係”。最終，國家陷入幾乎線性的衰落。但這卻與清朝的“工業革命”不符。清朝“工業革命”期間，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多，GDP佔全球的份額達到1/3。
但黃亞生亦有敏銳之處，例如，他挑戰戴維·蘭德斯關於國家扼殺技術進步的判斷。他認為，“中國早期在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主要——而且可能完全——源於國家的作用”。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的話說：“如果想釋放現代技術的潛力，通過國家是做不到的，但不能沒有國家。”
但是，需要什麼樣的國家呢？在黃看來，“由於近乎完美的設計、公民社會的缺失以及深入骨髓的價值觀和規範，專制政治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但他同時寫道，中國的“一元統治”傾向從根本上說是文化導致的，專制的“因果走向”是“從文化到政治，而不是從政治到文化”。
同樣，許多現代中國學者將中國在19、20世紀的衰落歸咎於保守的儒家思想，它缺乏探索精神或冒險動力。黃甚至表示，佛家和道家歷史人物輩出的時代，新思想更有可能蓬勃發展。
但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國家結構和政策偏好不僅有文化根源，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經過深思熟慮制度安排的結果。例如，眾所周知，中國的商業組織都是由霸氣十足的老闆管理。狹隘地關注中國自上而下的結構，可能會掩蓋中國政治經濟生活在許多方面自下而上的本質。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中國政治經濟的特點不僅是控制，還包括自治。儘管中國受益於國家管理，比如深思熟慮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以政府的五年計劃為代表），但自下而上且混亂的私人舉措（例如創業活動）對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理解控制與自治之間的平衡，對評估中國面臨的挑戰——包括釋放“企業家精神”和實施機構改革——是至關重要的。
此外，這本書思考了為何中國迄今為止成功避免了“塔洛克詛咒”，即專制繼承中的錯誤和錯位因素導致不穩定或衝突。但它的益處可能在於更深入地分析了經濟學家戈登·塔洛克探索的另一種現象：尋租。
任何國家的經濟和人類發展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精英利用權力創造價值還是榨取價值。某種程度的尋租是不可避免的。人們可能認為，19世紀美國的“強盜大亨”不道德，但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爾特家族、卡內基家族和其他家族在使美國成為世界最繁榮國家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樣，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等人創建的科技壟斷企業繼續成為美國創新的典範。
不幸的是，黃亞生的論述缺乏對尋租與價值創造關係的細緻評估。他可能已經注意到，中國的“精英素質”遠高於人均GDP相同的其他國家，與人均GDP是中國三倍的歐盟國家相當。
事實上，可持續的價值創造支撐了中國數十年的兩位數增長。儘管如此，正如作者所言，過去幾十年推動中國崛起的發展戰略已基本達到極限。現在，中國必須利用其創新潛力和高素質精英，來激發企業家精神並提高機構效率，同時推動自由化。
未來發生的一切都將基於中國獨特的傳統價值體系，正如黃亞生強調的那樣，它過去支撐了國家的繁榮和創新。而未來，這一體系將表明中國政治經濟的核心是毅力，而非僵化。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Understandi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