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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美國主導着知識經濟的多數領域，原因之一是美國有對外國人才極具吸引力的創新環境。中國一直密切關注美國，並結合本土現狀汲取美國的重要經驗與教訓。中國的努力正取得成果。
美國的領先地位是顯著的。2000-2019年，《財富》雜誌評選的世界 500 強企業里，美國企業的數量遠遠多於其他國家。2000年美國擁有179個，相比之下日本107個，中國只有10個。2020年中國企業的數量超越美國，但美國企業在市值、盈利能力、技術創新等方面仍保持絕對優勢。
微軟、蘋果和英偉達等美國科技巨頭佔據行業主導地位。與中國、歐盟、日本和印度的企業相比，它們的國際擴張速度更快，業務外包範圍更廣。至關重要的是，它們吸引了更多的世界人才。
事實上，美國是全球人才的首選目的地，占經合組織國家高技術移民的近一半。QS世界大學排名顯示，世界前100名大學之中，1/3位於美國；前10院校里，4所位於美國。這些精英大學吸引了富有才華的外國學生，而且他們很可能畢業後選擇留在美國工作。
因此，美國現在擁有世界上1/3的高技能移民。這些人口在塑造美國的商業和創新環境方面發揮着主導作用。例如，印度裔首席執行官管理着美國公司，包括 Adobe、Alphabet及其子公司谷歌、微軟和IBM等領先公司，這些公司的總估值高達6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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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一直在努力複製這種成功，深圳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人們的記憶里，這座位於中國南方的城市起初只是一個小漁村，附近幾乎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但2000年以來，憑藉對當地大學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清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優秀大學在此建立分校，這座城市已轉變成為領先的科技中心。
通過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優惠的商業環境和強大的供應鏈互聯互通，城市以此吸引頂尖人才。許多發展中經濟體正在興建的工業園區可以加強這些方面的行動，但建立工業園區並非易事，因為它們需要技術、企業管理和政府服務方面的人才，也需要金融、法律、物流等配套服務。
融資是另一關鍵問題。如果高科技公司無法獲得發展所需的資金，繁榮的創新生態系統就不可能存在。但對於中國企業來說，獲得外國投資變得越來越困難。2018年以來，包括華為和比亞迪在內的數百家中國企業遭遇美國和歐洲新推出的制裁或限制。為了遵守母國法規，許多跨國公司已決定與中國供應鏈“脫鉤”，儘管這意味着生產成本提高。
然而，外國資本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在硅谷，創新科技公司轉向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基金，為自身發展尋求資金。這些美國基金不斷投資下一代“獨角獸”（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私營公司），而且通常利用的是投資上一代“獨角獸”公司獲得的收益。美國風險投資協會報告稱，美國約80%的私募基金投資於處在成長和發展階段的公司。
但在中國（包括香港），此類基金的規模往往小於美國。2021年，美國私募基金的平均規模接近10億美元，中國約為2000萬美元。此外，中國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基金缺乏前沿技術方面的經驗和專業知識。
對中國來說，這意味着嚴峻的挑戰。從宏觀政策角度來看，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基金可以利用新技術和管理知識，是實現供應鏈升級的重要催化劑。因此，中國企業尋求採用新技術、提高生產率、擴大和發展海外市場的時候，其大部分風險資本將由這些基金融資，而不是傳統銀行或者公共金融市場。
但是，科技投資的期限往往較短，而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基金則依賴流動性較高的股票市場實現退出。此外，還需要透明、有韌性和流動性的資本市場，來吸引能夠在另類或非傳統金融工具中承擔更大風險的長期機構投資者。調動保險、養老金和社會保障基金至關重要，這些基金的儲蓄和投資格局更久遠，能夠為技術創新（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資金。
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努力建立國家所需的創新生態系統，包括具有流動性和透明的公共與私人融資機制——在中美競爭背景下這是一大劣勢。為了與美國競爭，中國需要培育自己的科技獨角獸公司，並且建立起在速度、規模和範圍上與美國相媲美的全球平台。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hina Needs a Better Innovation Ecosystem”（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