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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中美兩國之間“重塑政治互信”，我想到了一份我與美國同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2012年合作撰寫的報告，題為《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我們提出通過加強兩國間的溝通和互相理解來減少戰略互疑。如今，九年過去了，遺憾的是，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加深。就像在人際關係中那樣，在政治與國際關係中其實很難去建立完全的信任。去年，我們見證了美國兩黨不斷加劇的衝突及其對彼此深深的不信任。如果他們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尚且無法信任彼此，那麼對於政治制度、商業慣例和文化價值都不同的中美兩國來說，要實現互信談何容易？
在過去的四十年當中，中國和美國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了接觸。所以，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雙方都並不缺乏溝通、對話和互訪。可以說，我們比以往更了解彼此，而中國對美國的了解可能比中國對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了解都更廣、更深。但是，我懷疑這樣的了解是否真的能夠轉換為我們對於美國對華意圖的信任。
對我而言，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如何重建互信。當下最大的挑戰其實是如何避免現有的這些政治不信任惡化為中美兩國在社會、經濟和科技層面的脫鉤，以及如何避免兩國陷入正面對抗。
我想在這個方向上提供一些思路。我們當然應抓住現有機會重啟溝通，但是這必須要輔以對彼此思維方式的理解。美國學者中有一位角色楷模，那就是兩個月前剛剛去世的傅高義教授。在他眾多的著述和孜孜不倦的發言當中，傅老曾警告美國和東亞國家不要在不了解對方文化特質的情況下制定政策和採取行動。在去年12月14日傅高義寫給我的最後一封郵件中，他附了一份文件草稿，標題是“中美之間需彌合的三個基本分歧”。他在文中闡述了兩國各自在促進經濟增長、維護文化價值、選拔或是選舉政治領導人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傳統。
據我個人的經驗，我發現兩國之間有一個差異最能說明問題。中國人喜歡講“求同存異”。我們常說，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我們用諸如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一類的原則來界定共同基礎。而相比之下，美國人傾向於聚焦棘手的議題，例如在台灣和南海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如此看來，中國人是想在解決具體問題前先確立原則，而美國人急於先解決問題再着手提升兩國關係。
因此，中國人很容易會抱怨美國為改善中美關係設置障礙，而美國人則批評中國不認真對待美國的實際關切。
我希望，雙方都能夠採取行動，處理未來道路上這種類型的分歧，避免由於缺乏理解而造成的對抗。
（本文選自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