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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5年的中美科技關係，人工智能是最具象徵意義的關鍵詞之一。它既是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核心動力，也是當下大國博弈中最敏感、最不穩定的變量。圍繞人工智能展開的競爭正在重塑中美關係的結構性走向，也為全球技術治理與國際安全投下長長陰影。
但如果拉長時間軸看，在過去十餘年間，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關係曾呈現出高度互動的特徵。在深度學習快速發展的早期階段，中美研究人員長期活躍於同一批國際頂級學術會議，在算法、安全與倫理等議題上展開專業討論；企業層面亦在相對開放的技術生態中展開競爭與合作；關於 “以人為中心”“防範算法偏見”“保持人類控制”等問題的共識，最初正是在這樣的跨國知識共同體中逐步形成。
然而，這條原本並非零和的軌跡，近幾年正在發生明顯偏轉。
人工智能地位的變化首先體現在美國政策敘事的轉向之中。隨着技術能力的躍升與應用場景的外溢，美國對人工智能的認知框架從“新一代通用技術”逐步轉向“關鍵戰略能力”，並進一步上升為國家安全競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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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至20日，印度AI影響力峰會在首都新德里舉行，美國多間科技公司均在峰會期間宣布，將與印度公司展開AI領域合作。 |
特朗普再度執政後的美國官方文件明確提出要“贏得人工智能競爭”，並將人工智能視為決定未來國家安全、軍事優勢與經濟競爭力的核心技術。這一表述本身標誌着人工智能被正式納入地緣政治競爭的主戰場。技術問題不再僅僅關乎效率與創新，而是被重新編碼為攸關國家命運的安全議題，人工智能的“安全化”正在深刻改變中美互動的邏輯基礎。
在此背景下，信任缺失成為合作最現實的約束。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信任”一詞常常被提及，包括對機器的信任，對人機協同的信任，對使用系統的人的信任等等。信任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寶貴的資源。在國際關係中，信任從來不是抽象的情感變量，而是一種制度性、結構性的產物。當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正是一種典型的“信任赤字”狀態。
一方面，美國日益傾向於從制度競爭與戰略對抗的視角理解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將其視為潛在的系統性挑戰；另一方面，中方認為美國圍繞人工智能構建的是排他性規則體系與技術聯盟，其安全敘事背後隱藏着遏制發展的戰略意圖。
人工智能本身的特性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不信任。高度複雜、不透明、快速演化的技術體系使得意圖難以驗證、風險難以評估，由此引發的不只是技術事故的擔憂，更是戰略誤判的恐懼。
在這種互疑結構下，即便雙方在某些風險問題上具有高度共識——例如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失控風險、生成式模型的濫用問題、關鍵基礎設施中的AI安全漏洞——也很難轉化為實際合作，因為任何合作倡議都會被首先放置在“是否有利於對方”的政治天平上衡量。換言之，問題不在於中美是否理解人工智能的風險，而在於是否相信對方會以相對克制、負責任的方式行事。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信任本身，中美之間存在着顯著的認知差異。西方安全治理傳統中，常常強調通過規則、機制和透明度來“逐步建立信任”。而在中國的外交與安全文化中，信任更常被視為合作的前提條件，而非合作的自然產物。對中國而言，在高度不信任的環境下推進技術敏感領域的制度化合作，往往被視為風險大於收益。
但人工智能的特殊性正在悄然改變這一邏輯。與傳統技術不同，人工智能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低可預測性和快速擴散性。一旦失控，其外溢風險往往跨越國界、陣營與制度差異。從此意義上講，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有限度的合作正是在努力尋求“風險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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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9日，OpenAI行政總裁奧爾特曼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AI影響力峰會上發表演講。 |
當前條件下，要求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實現戰略互信並不現實，更可行的路徑是推動一種以風險為導向、以技術問題為中心的有限合作。這種合作不以價值趨同或制度融合為前提，而是聚焦於幾個相對“低政治敏感度、高全球公共性”的議題領域，例如人工智能系統失效和事故的信息交流、高風險AI應用的基本安全原則、對模型濫用、誤用風險的技術性討論、在國際多邊平台上進行最低限度的技術溝通與風險通報等。這類合作的目標並非消解競爭，而是防止競爭失控；並非建立信任，而是降低誤判概率。
當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現出明顯的陣營化和碎片化趨勢，部分國家通過聯盟機制加速規則整合，將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排除在規則制定之外。這種結構性排他，正在削弱全球風險治理的整體有效性。
根據約翰·赫茨的“安全困境”理論，在當前的環境中，中美若完全放棄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任何合作，不僅無法提升自身安全，反而可能加劇系統性不穩定。歷史經驗反覆證明，在高度競爭的國際體系中，最低限度的溝通與合作，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戰略克制機制。
2026年伊始，我們仍想提出這個看似樸素卻愈發尖銳的問題：在一個信任嚴重缺失的時代，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是否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這一問題並非空洞的理想主義追問，而是事關全球技術風險管控、國際安全穩定乃至人類共同未來的現實議題。答案或許並不取決於宏大的政治宣言，而取決於雙方是否願意接受一個更為現實的判斷——決定合作前景的，已不只是技術能力本身，而是雙方是否願意在高度不信任的環境中，仍為避免失控保留最低限度的理性空間。
站在時代的拐點之上，中美或許難以在人工智能領域成為夥伴，但仍有責任避免成為風險的共同製造者。這樣的選擇未必能夠化解所有分歧，卻可以成為這個不確定年代中仍然值得嘗試的穩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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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原文標題《CISS年度報告〈拐點2025〉——肖茜|信任缺失時代的拐點：中美人工智能博弈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