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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朝哪個方向吹?

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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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關係就像天氣一樣,充滿了不可預知的反轉、春寒和悶熱。儘管存在周期性的中斷和對抗,但在廣闊的太平洋兩岸,兩個大陸強國的合作使得史無前例的和平時期經濟繁榮成為了可能。雖然這種緊密的商業合作所產生的成果存在分配不均,也並非沒有環境成本,但正如那句可信的老生常談所說,它讓成百上千萬人擺脫了貧困。

然而,“關稅人”先生——特朗普總統這樣稱自己——卻威脅要改變這一切。雖然他的好鬥姿態半是虛張聲勢,但足以讓市場感到恐慌,道指一天之內跌去800點之多。他在推特上幼稚地發脾氣,這使中國自命不凡的領導人看起來像是房間里唯一的成年人。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需要另一套外交行動,即保持頭腦冷靜和互惠互利,盡一切努力避免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把領導權交給貪得無厭、敏感自負的國家領導人,這種風險實在是太大了。一個典型例子就是2001年4月的EP-3事件,當時一架美國偵察機和一架中國空軍飛機在空中相撞,導致中國飛行員死亡,美國飛機迫降海南島。雙方都有煽動軍事對抗的冒進者,但有外交手腕的人佔了上風,他們做出模稜兩可的道歉,美中關係及時回到正軌,從而使世界在半年後“911”恐怖襲擊的混亂中保持了穩定。

鑒於空中、海上和全球治理聖殿內的中美對抗加劇,現在似乎是第二團隊從事外交活動的最佳時機。

美國的反華大合唱愈演愈烈,這群人當中有失望的理論家、不滿的利益相關者、倔強的民粹主義者,以及想打一場漂亮仗並且願意投身進來的人。這場被框定為經典的“我們VS他們”的鬥爭,對在美國的中國公民和華裔美國人來說,有着立竿見影的種族方面的影響。而這個時代的主調是,許多曾經被指望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辯護,並彌合外交鴻溝的學者、外交人士和情報人士中止了對話,開始為形勢的惡化做準備。我這裡所指的,就是“32位長期的中國問題觀察家”,他們署名發表了一份有爭議的題為《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的警惕》的片面報告,其牽頭人是亞洲協會的夏偉(Orville Schell)和胡佛研究所的戴雅門(Larry Diamond)。這份有選擇地對媒體報道進行研究,泛泛概括,並存在概念缺陷的報告只講了一方面的故事(難道美國就沒有試圖影響中國?)。不過,報告吸引人的地方在於為這份報告背書的那些“中國問題專家”的名單,因為它看上去像是一份“支持與中國接觸但對中國已經完全失望”的名人錄。

這份報告的很多部分是用普通的報紙文章作註腳,瑣碎且難以令人信服。最好的例子是關於日本的一節,幾乎什麼也沒說。其他部分,例如有關媒體的章節,又一下子非常膚淺而冗長。報告充滿對當前焦點問題來說並無必要的內容(嘲笑埃德加·斯諾1937年做了有利於毛澤東的採訪究竟有什麼意義?或者是解僱詹姆斯·佩克,因為他在耶魯大學寫了一本關於美國如何利用“人權”達到政治目的的書?)。而且,報告指責中國做的那些事情,正是美國一直以來都在做的,像利用軟實力來影響世界輿論。對CCTV和新華社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同樣片面的報道,差不多每個小時也都能在美國的Fox News、CNN和MSNBC上看到。不出所料,有關教育的章節是從攻擊孔子學院(這些學院提供小型學校無法提供的中國語言和文化教學)開始,而且他們對中國“慈善捐款”愚蠢的第一步表示哀嘆,雖然如果沒有寄許着某種期望的富豪捐款,胡佛研究所和亞洲協會也根本不會存在。

那麼,這些專家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他們在中國這裡出了問題?也許並非無關緊要的是,在這些中國問題專家當中只有一個中國人——學者裴敏欣。一些德高望重的學者,如傅高義(Ezra Vogel)和謝淑麗(Susan Shirk),他們曾為美國政府工作。此外還有易明(Elizabeth Economy)、戴雅門(Larry Diamond)、葛來儀(Bonnie Glaser)和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們會定期提供諮詢。名單中還包括前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以及至少做過前中情局分析專家的羅伯特·薩特。媒體人當中包括潘文(John Pomfret)、約翰•加諾特和夏偉(Orville Schell)。

共同主持報告的夏偉可能是最令人費解的撰稿人,他長期以來一直是親華派,也曾花筆墨恭維毛鄧,但現在他讓自己成為了一馬當先的“屠龍者”。雖然不是聖人,但像夏偉這樣才華橫溢的記者在表達立場的時候,還是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他吹笛手般的吸引力在於他似乎永遠伸出一隻手指,試着測出風向的變化。他是一位與亨利·基辛格共進晚餐的反戰活動家,一位誇口往返中國數十次的環保主義者,一位渴望被認可為學者的新聞記者(他的簡歷提到他“獲得”了博士學位,《紐約時報》對此有爭議)。夏偉很難定位,因為他對事情常有兩種看法。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後,他對中國的報道越來越消極,這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他的報道發自加利福尼亞,但他還是惹怒了中國。後來,他曾躲在克林頓總統的記者團隊中安全地訪問過北京,但從那以後他很少從中國內部來了解這個國家。

這份報告對中國的偏見可能正是胡佛研究所所期望的,這家右翼智庫以美國總統胡佛的名字命名。義和團運動期間,胡佛作為煤礦投資人曾在中國趁火打劫。胡佛研究所一向站在中國的對立面,但是,失去優秀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夏偉,以及亞洲協會和它的上東區主顧,這種損失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東海岸的這批精英人士曾經推動認識中國、接觸中國和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

正如新聞媒體在報道夏偉/戴雅門報告時所指出的,特朗普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在讓人意想不到的角落裡找到了辯護詞。中國受美國軟實力影響會變得越來越像美國,這種一廂情願希望的失敗,使得這些老牌自由派中國問題觀察家漸漸陷入特朗普式的怨念和幼稚幻滅感。

如果這些老牌自由派人士太過惱怒和激動,以致不願跨過太平洋,那麼其他人就必須接過薪火。現在到了美國新一代中國通美國學者和記者脫穎而出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