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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即將塵埃落定，從各方披露的相在數據看，美國社會正在發生一些重大而深刻的變化。
一是美國人口流動呈現新的態勢。2020年既是美國四年一次的大選年，也是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年。美國憲法規定每十年進行一次全國性人口普查，普查數據將決定未來十年各州的聯邦眾議員席位分配，因而具有顯著的政治意義。
此次大選成為觀察美國人口流動態勢的重要契機。總體而言，美國人口仍呈現“由鄉村向都市流動”的基本態勢。過去50年，美國城市化率由73%增至約83%。過去四年，美國城市人口凈增約130萬。但是，各大都市圈之間的人口流動出現一些新變化，經濟發達的東西海岸都市圈出現比較明顯的人口流出，而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等呈現明顯的人口流入。密歇根州的底特律、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等“鐵鏽帶”都市區也因文化旅遊、人工智能等新興業態崛起，重新出現人口流入聚居的情況。
上述新態勢也產生了政治影響。在此次選舉中，由於加利福尼亞、華盛頓州等傳統“藍州”的大量人口湧入亞利桑那州，導致該州“紅變藍”，成為一個關鍵搖擺州。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近年也有大量來自舊金山的高科技人才入駐，成為了“硅山”（Silicon Hill），使得共和黨在該都市圈的傳統優勢極大減弱。相較於東西海岸，吸納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具有低稅收、低生活成本等顯著優勢，在新冠疫情的持續影響下，這些地方未來可能進一步成為美國人口的湧入地，從而產生更為深遠的政治影響。
二是宗教力量對美國政治產生新的影響。宗教派別歷來是美國社會中的重要力量，也是影響大選等政治議程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宗教派別一般會傾向於支持不同的候選人。在此次大選中，拜登的天主教信仰為其獲勝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美國天主教約佔成年信教人口的20.8%，在加尼福尼亞、紐約州等人口大州占信教人口的比例大約為30%，在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等選舉關鍵州占的比例也超過20%。相關民調顯示，拜登在上述關鍵州的白人天主教選民中獲得了廣泛支持。而在2016年大選中，這些州的白人天主教選民更多支持特朗普。一旦拜登最終就任，他將成為繼約翰·肯尼迪之後第二位信仰天主教的美國總統，這有可能對美國的宗教版圖產生新影響。
特朗普在2016年選舉中獲得基督教福音派的大力支持，他上任後推進了一系列符合福音派訴求的政策，在墮胎、移民、巴以關係等問題上全面向福音派立場靠攏。儘管如此，在此次大選中，福音派對特朗普的態度明顯出現分化。福音派著名雜誌《今日基督教》公開抨擊特朗普“通烏門”事件，支持對其彈劾。一些年老的福音派選民則對特朗普應對疫情不滿，他們既厭惡民主黨的自由主義理念，也愈發對特朗普的施政不滿，最終弱化了對特朗普的支持。
三是少數族裔的政治立場呈現新的變化趨勢。傳統上，美國少數族裔因為自身利益訴求而往往傾向於支持民主黨。而在此次選舉中，上述傳統態勢也出現一些微妙變化。拉美裔群體依然多數支持拜登，但其對共和黨的支持較2016年有所上升。全美拉丁裔選民對於共和黨人的支持率增加了6%，特朗普得到佛羅里達州古巴裔、賓西法尼亞州波多黎各裔等關鍵州拉美裔選民的更多支持。在非裔群體中，崛起的“黑人精英”愈發傾向於共和黨立場，認同特朗普的“法律和秩序”主張，擴大了共和黨人在佛羅里達、俄亥俄等州的優勢地位。少數族裔政治立場的變化，成為共和黨陣營雖然輸掉總統選舉，但在聯邦和州議會選舉中得以維持優勢的重要因素。
美國少數族裔政治立場的變化，一方面源於共和黨陣營在此次大選中淡化種族議題，突出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競選策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國少數族裔的階層分化這一更深層問題。在美國的政治議程中，“身份政治”依然可以發揮重大作用。但是，在美國經濟由長期增長轉向衰退，同時疫情放大了既有社會難題的背景下，階層問題可能超越種族、左右等陣營的傳統分界，愈發成為美國社會矛盾的重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