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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在世人矚目下墜落。毋庸諱言，中美關係各個側面逐一碰撞並加速螺旋式下降的重要因素，是國家關係進入意識形態化的快速軌道。始於經貿關係的調整，刺激雙方用衝撞式外交方式在各領域探究對方的行動界限甚至底線，意識形態外交的底層思維一旦確立，將對以國家利益為主的雙邊關係產生最大殺傷力。只要進入這個快行道，“哪一方主動發起”就不重要了，“哪方應該為此負責”也不是一個好問題，因為真正有意義的結論是明確的，那就是雙方必須共同為此擔負後果。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經濟上的交集，又哪裡有那麼複雜的外交事物關係？從中世紀的宗教戰爭、世界大戰到社會主義革命，世界歷史不斷重演的是依附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不時會重創經濟發展過程。難道是經濟矛盾實在無法協調，只能訴諸地緣政治衝突甚至大規模戰爭手段來延續經濟外交嗎？這其中的因果關係見仁見智，是一個永遠可以討論的問題，而經濟後果卻不見得可以使不睿智的決策正當化。
如果不是政治化影響，新冠疫情對中美關係的衝擊影響應會較快收斂。現在雙方一致的是，都認定對對方要“聽其言觀其行”。在言語表述方面，雙方都認定對方懷有更大惡意。雙方在雙邊關係的各個領域也逐一用行動探究對方的底線，測試反應的烈度。在這樣的語境下，試探動作本身也會導致衝突升級，分歧不僅會更加突出，還會遮蔽合作的前景。這樣下去，調試中的雙邊關係會被調試動作本身所誤導，我們將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我們應該重點關注中美之間是否還有共同利益，有哪些共同利益，並將此一一列出。如果雙方的共同利益被暫時忘卻，如果人們不知道雙方還有共同利益，如果在考慮如此重要的、事關國際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時，人們沒有把雙方的共同利益當作權衡的砝碼，這本身就是一個應該避免的重大錯誤。
沒人會在這個時候呼籲雙方放棄攻訐和捐棄前嫌，因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夢境。可以做而且應該做的事情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通過撞擊，戰術性地試探對方各領域忍耐的底線，以防管控不力釀成大錯。在目前狀態下，基本看不到雙方從解決分歧入手改善雙邊關係的前景，既然如此，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把關注點和行動計劃放在界定雙方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上。任何爭取雙邊關係緩和的談判都應從共同利益領域啟動。
共同利益包括相互需求，也包括對外部的共同需要。中美關係大幅調整始於經濟貿易領域，但在雙方劍拔弩張的表象下，雙方的共同利益不應被遮蔽。
下面是幾個可供探索的方面：
第一，物聯網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對跨國價值鏈進行合理化重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步伐是不可逆轉的，將兩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共同利益機會拱手讓給其他國家，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從經濟效益方面看，產業經濟跨國合理化重組是以萬物互聯為基礎的，雙方的優勢來自於將概念形成、設計、生產製造和營銷進行組合，壓低成本，提高質量和效率。中美雙方在前幾十年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整政策，挖掘跨國價值鏈生產的優勢，才能趕上時代變化步伐，才有可能在發展的基礎上解決政策不平衡、利益不對等的問題。趨利避害推動跨國價值鏈創新是兩國的共同利益。
第二，在應對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方面，雙方真實的共同利益已經越來越凸顯。中國經濟恢復常速，以及意欲擴大內循環，使得原來難以施行的減排和環保義務變得不再遙不可及。政策調整還可能使氣候與環境治理成為擴大經濟內循環的優勢領域。利益相關的中美雙方只有率先共同承擔國際義務，方可影響其他國家一道推動國際目標的落實。在這方面，雙方的共同利益應壓倒分岐。
第三，中美在南海問題上有較大矛盾，甚至有發生衝突的危險。即使這樣，從經濟方面觀察，保障每年5萬多億美元貨物的南海國際水道安全暢通，也是雙方共同的利益。
第四，在對抗新冠疫情蔓延方面，雙方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事實是病毒在變異，傳播模式在變化。它需要各國研究病毒傳播特點的變化、病毒防控方式的有效性、防控手段的社會及經濟影響。今後數年內，新冠疫情出現反覆是大概率事件，中美根據對方的經驗教訓改善行政動員及應對方式，是雙方的共同需要，也是共同利益所在。
第五，儘管貿易不平衡是兩國貿易關係的突出問題，但雙方在維護國際貿易的公平性方面也有共同利益。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產業鏈採用大量加工貿易方式避開各國關稅和非關稅管理措施，對現行國際貿易全值統計體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挑戰。加工貿易和第四次工業革命要求國際經濟貿易統計反映各參與國的加工增值部分，而這恰恰是國際貿易全值統計方法無法勝任的。中美貿易在統計上的不合理性尤為突出，雙方的共同利益和協作方嚮應是建立國際貿易增值統計體系，作為原全值統計體系的參照系，為維護國際貿易的公平性打下技術基礎。如若不然，今天中美貿易發生的事情，會在整個第四次產業革命期間，在其他國際價值鏈參與國中間不斷重演，導致無端的貿易糾紛不斷。中美雙方也許有能力在現有統計體系框架內部分地解決貿易衝突，但過時的貿易統計體系對制定貿易政策的誤導，肯定會長期困擾兩國貿易關係，也肯定會長期困擾與第三國的貿易關係。建立合理的國際貿易增值統計體系是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是兩個最大國際貿易夥伴對世界貿易體系發展應負的責任。
第六，在技術市場合作方面雙方存在共同利益。在民用技術領域，美國超前的消費支付能力是創新發明得以商業化的重要前提，但是一些新技術更適用于海量的低端用戶。在中國，屢有在高端市場難以盈利但在低支付能力的大眾市場上取得商業成功的例子。在科技發展、科技合作和科技市場分享與保護方面，中美的確有共同利益需要保護。我們不能讓一些事件遮蔽中美科技合作曾長期有效服務於雙方利益的基本事實，我們應當堅決阻止意識形態驅動的、在錯誤認知情況下實施的全面科技脫鉤。
以上僅是拋磚引玉，用有限的事實提醒中美關係觀察者：儘管雙方政府試探對方底線時揚起的塵灰一時遮蔽了共同利益領域，但完全忽視雙邊共同利益，過分強調共同利益中的分歧點，會誤導大國關係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