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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的新共識

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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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極其重要的中期選舉日益臨近,而且存在着民主黨即將控制眾議院和參議院(可能性不大)的現實前景,許多人都在猜測這種變化是否預示着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會出現實質性轉變。在我看來答案很簡單,那就是“不”。

其原因就在於,兩黨目前在推行強硬的對華政策方面有強烈的共識。國會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人不僅在對華強硬政策的基本意向和內容上找到了共識,而且這種共識涉及到各個行業領域。不過,與國家層面的政要和精英相比,普通美國人和地方政界人士(州長和市長們)卻對中國和同中國的潛在合作抱更加積極的態度。

奧巴馬執政期間,一種新的全國和兩黨共識不知不覺地開始在美國尤其是華盛頓的政治圈子內形成。這種新共識與美國社會許多領域越來越感到中國開始變得日益棘手有關。

美國軍方和安全部門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着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及其在亞洲和整個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自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開始覺得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擠壓和歧視。外國非政府組織感受到中國新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限制影響,許多人放棄了在中國的工作。學者們發現在中國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越來越難,因為檔案館、圖書館、訪談、實地調查以及其他機會越來越受限制。中國國內的安全部門加強了對外國人的監視,入境簽證已經收緊。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越來越強,開始在其影響力未曾到達的地區與美國發生衝突。最後,自從2017年以來,人們越來越開始擔心中國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開展的“影響力活動”。

由於這一切原因,所有這些不同的行業領域在幾年當中形成了對中國的廣泛抵觸。它代表着一種新共識,一種反華共識。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趨勢是隨着時間逐漸發展起來的,並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也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思考發生了顛覆性變化。特朗普利用了這種新的情緒,中期選舉也改變不了什麼。其結果就是,中美關係處在了近30年來的最低點。

難以捉摸的兩黨共識

長期以來,民主黨和共和黨一直難以就美國的對華政策達成兩黨共識,但兩黨通常會有共同點。

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戲劇性地對中國打開大門之後,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支持這種做法。儘管它具有歷史意義,而且美國公眾對中國顯示出了好奇心,但國會裡仍然有許多人反對“共產主義中國”,並且同情台灣。這種反對是跨越黨派界線的。同樣,1979年1月1日吉米·卡特總統大膽地在外交上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引來國會和美國公眾的支持,以及至少同樣多的反對。雖然外交上的承認被視為對現實的務實認可(執政30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但它仍遭到國會的台灣遊說團和一些美國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老朋友被出賣了。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羅納德·里根就是批評者之一,他威脅說,如果當選總統的話,他會推翻卡特的做法(最終他並沒有這樣做)。

上世紀80年代,隨着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美國媒體出現一種新的自由中國的時代思潮,美國社會也為之吸引。鄧小平兩次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人物”。中國的國際化總理趙紫陽身穿雙排扣西裝訪問美國,給人們留下了積極的印象。一個脫離共產主義的、改革的新中國形象開始滲入美國人的意識。兩黨及全國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識,支持與中國的接觸。美國遊客、學生、公司、基金、銀行和媒體開始大批前往中國。隨着這種共識的出現,恰恰是里根政府(考慮到總統之前對中國的態度,真是有諷刺意味)為兩國方方面面的交往打下了基礎。

隨後發生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6月4日,這種共識一夜之間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共識——震驚和報復。雖然多數人的觀點是必須暫時停止“一切照舊”,但對於“懲罰”北京當局的力度和持續時間,以及這樣做如何才能不傷害到中國“人民”,各方並沒有統一的意見。人們的一致看法是兩國關係要急剎車,要有選擇地制裁中國,同時向中國政府提出恢復正常關係的“路線圖”。它反映的是美國公眾、國會、老布殊政府和第一屆克林頓政府時期各黨派人士的普遍心態。

隨着美國的歐洲盟友和亞洲盟友放鬆對中國的懲罰,並在90年代中期開始重新與北京進行接觸,第二屆克林頓政府也開始了與北京的重新交往,但這未獲得深層的、全國性的兩黨共識的支持。中國加入WTO的爭議特別大,克林頓總統和小布殊總統需要動用所有政治力量才達成了中國入世的協議。

在克林頓之後的布殊政府(2001-2009年)期間,圍繞着兩面下注的“戰略對沖”政策,某種新的共識再次出現了。該政策意在有選擇地與中國接觸,同時在亞洲地區內對其加以遏制。對中國的戰略猜忌日益增加,這一新共識佔了上風。奧巴馬政府基本遵循了這種二元策略,但它並未動用軍事力量或行使戰略威望,來抑制中國在亞洲日漸武斷的行為。

出現新的兩黨共識

進入到特朗普執政時期。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肯定是利用了這種日益高漲的反華情緒。甫一上任,他的政府就推出了《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這兩份文件都首次明確地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接着,特朗普政府制定了“全政府”和“全社會”應對戰略,以便在廣泛的問題領域強硬地對付中國。

如果美國政界對此沒有深層次的跨越兩黨的共識,這樣的戰略就不可能制定出來,更不用說去實施了。雖然對把關稅作為國家經濟手段的效果有不同看法,但民主黨絕對不會反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事實上,希拉里·克林頓要是當選美國總統,很可能也會有類似的一系列政策。

特朗普政府的強硬政策反映了國會的態度,也得到了國會的支持。正如我的同事羅伯特·薩特所寫,國會在廣泛的問題領域對中國進行了反擊:中國的投資,尤其是試圖收購高科技公司和資產;技術剽竊;商業和國安領域的間諜活動;針對大學校園和在民間社會的所謂“影響力活動”;滲透華裔社區;在美國騷擾中國公民;在美國限制言論自由;擴大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及政治宣傳;中國龐大的軍事現代化計劃;習近平招牌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其他美國感受到的挑戰。

打擊中國政府機構此等涉嫌違法行為的努力,最近被整合到了國會兩黨大力支持通過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法案8月份由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該年度法律,以及目前正在國會審議的十幾項與中國有關的立法條款,都擁有來自各政治派別的奇怪的政治同床人。像共和党參議員馬可·魯比奧(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議員)和約翰·科寧(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議員)就找到了他們之間共同的擔憂,而且還與伊麗莎白·沃倫(馬薩諸塞州民主黨議員)、查爾斯·舒默(紐約州民主黨議員)和帕特里克·萊希(佛蒙特州民主黨議員)等民主黨人攜手合作。眾議院也有類似的跨黨派反華政治聯盟。

就特朗普政府本身而言,它的聯邦機構已經在“辦”行政部門做出的政策決定,回擊中國對美國的多重挑戰。特別是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他呼籲“全社會”一起對中國惡意的“影響力活動”做出回應。自從近50年前尼克松對中國開放以來,還從來沒有哪屆政府對中國有比這更多的惡意,並且願意針對中國採取切實的行動。

由於特朗普政府和國會對中國的反感如此之深,一種真正的兩黨共識不僅已經形成,而且不太可能發生改變,除非習近平政權的對內高壓和對外獨斷專行政策出現根本性逆轉。過去50年的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當人們認為中國在國內實行自由化,在國際上與美國合作的時候,兩黨才會形成有利於與北京合作的積極共識。中國的政策與行動如果沒有實質性地朝着國內更自由、國外更克制的方向逆轉,那麼美國新的對華強硬立場就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由於無法預期習近平和北京當局會出現這種逆轉,美中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有可能相當持久並且充滿爭議的時期。這是“新常態”,其存在有着真實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