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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華貿易戰,特朗普意在改變歷史進程

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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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家、小企業主和前顧問的反對下,特朗普總統依然選擇對中國發起了一場貿易戰。他援用美國法律賦予他在不需要國會同意情況下限制進口的決定權,對大約2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並表示有意將徵稅規模再擴大一倍,從而覆蓋所有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之後他還有可能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壓力。

這些措施對美國消費者、製造商和農民來說代價高昂,但並沒有讓總統改弦更張。這些措施違反了國際貿易規則,但特朗普對此毫不介意。北京一直處於失衡狀態,並且竭力想弄明白特朗普的非常規戰術,這讓特朗普確信他已經贏了。

總統決定向中國下挑戰書,反映出某些更深層的東西,而不僅僅是一個浮躁的吹牛大王想找人打架。特朗普的目標是改變歷史進程。雖然說,如果把這一任務交給某個至少對歷史有模糊認識的人,事情就不會那麼令人感到不安,但問題的重點在於,特朗普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與其說是突然的政策轉向,不如說是美國兩黨多年來在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問題上困頓無路的結果。

基於一些充分的理由,過去十年里,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美國政策制定者都越來越懷疑中國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承諾,同時越來越警惕這個國家的野心。特朗普也許是貿易戰的近因,但多年來是中國一直在挑動美國發起一場貿易戰。北京的歧視性自主創新政策、強制技術轉讓、明顯參與教唆旁門左道的知識產權偷竊、扭曲市場的產業政策、對待外國公司前後不一以及其他越軌行為,都招來了華盛頓的敵意。

無疑,許多針對中國的指控是誇張或錯誤的。而且十有八九,北京貿易政策違規所產生的總體負面影響,在數量級上並不比美國貿易政策違規所產生的總體負面影響更糟。但感覺這種東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坦白說,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中國政府加劇而不是緩解了美國這種日益增加的憂慮。

無論誰掌管着北京的公關,都沒有做到在為國內受眾和國外受眾提供信息時保持它們之間的平衡。有太多關於中華復興必勝的宣傳,太多對中國在技術前沿必然超越美國的強調,太多關於中國“借鑒”西方創新實現其目標的傲慢言論;而中國成為“負責任利益攸關方”的證據太少,中國仍致力於和平崛起的證據也太少。那些激發中國受眾自豪感的信息在華盛頓引起了軒然大波。

與此同時,北京的國內政策越來越不自由,包括更多的宗教和政治鎮壓、監控不斷擴大、加固並擴展網絡防火牆,以及其他形式的對言論和表達的打擊。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習近平加冕成為中國終身國家主席的時候,它削弱了通過接觸能讓中國變得更自由、更民主、更像我們這種觀點的可信度。

當中國還是一個貧窮國家,掙扎着從多年殘酷政策的錯誤中恢復,中國領導人開始認識到大範圍市場改革勢在必行的時候,擁抱、鼓勵和扶助中國是一回事。然而,當一個由日漸專制政府領導的更富裕國家,它所尋求的戰略目標如果實現就可能讓美國付出代價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僅僅指出關稅是給美國人民和企業加稅肯定解決不了問題,雖然貿易戰的代價高昂,但這種說法沒有給出美國應當怎樣對中國崛起的方式做出最好回應的答案。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2017年的《註定開戰》一書中引用了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看法。他寫道:“正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所灌輸的恐懼使得戰爭不可避免。”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以來的2500年里,新興大國對守成霸主的挑戰已經上演過許多回。新興大國期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影響力,並要求獲得相應的尊重,這給守成大國造成戰略困境,它可以適應調整,以期有最好的結果,或者它會採取行動,在為時已晚前挫敗挑戰者的崛起。在歷史長河中,對這種困境的回應通常都導致戰爭。

中國正在緊逼美國,戰略回應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在越來越多人的警告聲中,特朗普做出了回應。當前的霸主選擇了通過讓中國失去超越美國所需要的經濟氧氣,來試圖毀掉中國的崛起之路。

特朗普正在對中國商品關閉美國市場。與此同時,他還通過威脅徵收汽車關稅並在貿易協定中加入條款,迫使美國的盟友也這麼做。政府的觀點是,美國正在帶頭解決同樣困擾着我們盟友的中國問題,所以它們也應該加入到這個計劃中來。過不了多久,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向北美和歐洲出口的製造業投資就會開始枯竭,因為以中國為核心的供應鏈生產模式將是多餘的。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有關“遏制-接觸”的爭論在老布殊政府時期再度出現。自那時以來,美國直言不諱的鐵杆對華鷹派一直警告說,接觸只會激勵一個難以避免的對手。但由於儘可能深化商業往來的決定成為美國國策,這些觀點變得不那麼重要。

在接下來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實施了經濟改革,美國和全球與中國的交往都擴大了,數億中國人脫貧,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出現,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得到大量低價商品,中國迅速晉身為全球最大製造國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過程中摩擦在所難免,但美國的貿易法、雙邊對話和WTO爭端解決機制可以管控這些緊張。在有關中國的辯論中,遏制和孤立中國的聲音依然微弱,美國的政策仍然是遷就。

隨後發生了大蕭條衝擊,人們的看法開始改變。中國來了,並暗示它把美國當成一個衰落的大國,而自己則要不惜一切成為世界上技術領先的國家。接下來的十年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明顯從對華政策光譜中的“遷就和接觸”一端,轉向了更強硬的“遏制和孤立”一端。

如今,反對美國用激進措施阻撓中國的技術野心,或對中國經濟政策不抱極大懷疑態度的國會議員寥寥無幾。今年夏天,《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在參議院以85票對10票獲得通過,在眾議院以400票對2票獲得通過。該法案放寬條件,擴大了美國政府阻止中國收購美國技術公司和通過其他途徑獲取美國技術的干預範圍。

儘管希拉里•克林頓的策略可能有所不同,但如果她成為美國總統,她也會面臨同樣的戰略困境,並且有可能做出類似的選擇來對抗中國。這是中美關係走到今天的必然。繼續遷就中國已經不再有政治上的好處,而變得強硬在政治上也沒什麼壞處。

對於那些憎惡貿易限制的人,以及那些有理由擔心經濟和機會成本給分化了的全球經濟帶來困擾的人而言,除去抱怨關稅對企業和消費者的影響,進行爭論已經不合時宜了。貿易戰和真正的戰爭一樣代價高昂,但當民眾相信這是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事業的時候,他們會準備為此做出至少一定程度的犧牲。問題在於,我們怎樣才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好的結果? 用無所作為而不是加征關稅來回應中國的政策,短期內不需要任何成本,但如果中國政策所帶來的擔憂是合理的,現在不去解決它,假以時日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如果還能解決的話。

這不是在為特朗普的對華立場找借口,而是解釋這種立場。它可能帶來經濟災難,甚至更糟,但這種立場沒有過度偏離主流觀點。事實也許證明,它將比特朗普循規蹈矩,繼續採取忍耐包容政策的代價更低。有些人提出這一問題的時候太過誇張,似乎美國從來不曾干過違法越界的事,還有的人則假裝看不到問題的存在。而真相介於兩者之間。

在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註定開戰》評點的16個“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案例中,有12個的確走向戰爭。在4個大國設法避開了“修昔底德陷阱”的例子中,道德勸誡和國際準則與國際機構的法律作用十分突出,競爭對手如果有能力區分它們的戰略必需和戰略期望,而且僅僅力保前者的話,同樣也可以做到這一點。艾利森的結論是,將一切置於優先地位,等於沒有優先。

如要歷史從正面角度評判特朗普貿易戰的話,它必須帶來長期的戰略平衡,即在一系列新規則和激勵措施下達成新的諒解。在這種平衡中,美中之間的商業往來在兩國政府眼裡不單是一種互惠互利,也是經濟上的最優選擇及和平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