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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習近平主席的「生態文明」?

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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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省會貴陽市

去年,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帶領美國退出了巴黎協定。與之相對照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中國定位成應對氣候變化的忠誠衛士。全球環境治理領域似乎正在經歷着一場權力重組。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新的全球環境保護領導者么?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觀察人士的看法存在分歧。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盛讚習主席對於巴黎協定的維護、中國在清潔能源上的巨額投資、在綠色融資方面採取的積極措施,以及出台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交易系統。然而,著名政治作家馬修·斯廷森則較為謹慎,他認為在評估中國實施這些政策的能力時不應抱有過高期望。他認為,中國政府抗擊環境污染的各種努力僅僅是“波將金式環境保護主義”,換句話說:這只是黨國出台的華而不實的綠色政策,僅僅意在製造出有效治理的假象,來取悅國際社會。

無論中國在應對環境變化上付出的努力是否真實可信,老牌中國專家伊麗莎白·伊科諾米正確探知到了在全球範圍內承擔環保領導者角色所面臨的挑戰。在國內出台綠色政策並不一定會轉化為承諾或引領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意願。成為全球領導者需要“理念、創造性、堅持不懈、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實打實的金錢”。在中國國內,不存在承擔應對氣候變化全球領導者的角色符合中國自身利益這樣一種政治共識。因此,將中國綠色領導的探討引向具體維度和戰略就變得至關重要。

關於中國是否正在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環境治理領袖的有益探討,應當同時考慮論述(discursive)與規範(normative)的維度。當下相關探討所缺乏的是,習主席從未公開為“自由派環境保護主義”這一理念背書,而自1992年里約地球峰會以來,這一理念是很多制度成就的基石。習主席充滿希望的演講令世界開始關注一個新名詞:生態文明,而這一詞彙已經於2012年被寫入了中國共產黨黨章。在建設生態文明的框架下,習主席承諾將領導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推動能源改革,並培育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業。

我們亟需對“生態文明”這一詞彙進行深入解讀。特朗普總統成功令美國凌駕於國際社會認可的巴黎協定之上,這一事實揭示出應對生態挑戰全球努力的規範基礎是多麼薄弱。

“生態文明”這一詞彙原本的受眾是國內群體:幹部、企業家和中國公民。這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拼圖的一塊。漢森和劉稱其為國家主導的“對中國(以及世界)未來的社會-技術假想”。而從語言學的角度選擇了“文明”這一詞彙則與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精神文明”這一中共語言相銜接。我們可以將這一詞彙理解為用於說服大眾的論述工具,即中國共產黨將帶領中國人民邁向一個可持續的未來。換句話說,成就一個環境友好型的未來是一黨專政政治制度題中的應有之意。

這一詞彙同時還將環境保護主義進行了“漢化”,令中國可以從西方社會的發展軌跡中得到解放。中國正在向外部世界發送這樣一個信號,國際壓力不再是中國政府出台環境友好型政策的主要推動力。中國自身認為有必要轉向文化、傳統和社會主義去尋求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主義”。

另一個令“生態文明”不同於自由派環境保護主義的特點是環境保護與商業利益間加大的等級分層。定義這一詞彙的主要構想者認為,“生態文明”是在商業文明基礎上的“升華”。習近平主席將“生態文明”的概念定義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國家主席的話語模糊了環境保護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界限,而這與自由派環境保護主義的理念相背離。自由派環境保護主義認為,環境保護與商業利益是不同的概念,它們之間存在潛在的衝突。環境保護與商業利益之間的和諧共處令國內各路人馬紛紛跳上“生態文明”的列車。為爭當向國際社會推介這一詞彙的品牌大使,各個地方政府之間展開了積極競爭。

例如,位於中國西南部的貴州省省會貴陽是一個貧困市,但它卻是令“生態文明”這一詞彙引發全球矚目的首個地方市。自2009年起,貴陽市主辦了高規格的全球“生態文明貴陽會議”。會議邀請了世界知名學者、科學家、政治家和企業家參與,與會者在“生態文明”的框架下暢談商機。“生態文明”蘊藏的商業價值不可限量。而會議帶來的國際關注度也為貴陽帶來了日益增長的外國投資。貴陽市前市長李軍說,貴陽作為一個“生態文明城市”的定位與該市連續五年取得過去60年中最快經濟增速之間存在着正向關係。

在2013年於肯雅內羅畢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管理委員會會議上,“生態文明”成為了國際社會詞彙。委員會稱讚了中國代表團將“生態文明”提升為在遵循國情的情況下為取得可持續發展而付出的一種努力。雖然與會代表在聽到這個詞時表示出了困惑,有的甚至感到震驚,但中國代表團向與會各國代表承諾,“生態文明”是可持續發展更為全面的表達。

“生態文明”的最大賣點是“制度創新”。對制度的“創新”同時意味着中國無法為其他國家在環境治理方式上提供可供模仿的範本。它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探索,來檢驗制度設計上的不同選項。這一詞彙的抽象本質預示着中國並未準備向其他願意學習中國模式的國家輸出對自身有效的環境治理方式。

作為自由派環境保護主義的對應,“生態文明”強化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共生關係。它強調的是可以將環境友好型項目商品化的功能性邏輯。隨着中國政府加速推進其對全球環境治理的積极參与,“生態文明”是針對中國是否準備好帶領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這個問題啟人深思的回答。我們需要拭目以待的是,“生態文明”是否會幫助中國及其追隨者脫離自由派環境保護主義,進而引領一個所謂的“獨裁環境保護主義”新時代的來臨。